东岗“守活工”生存现状调查
4月15日中午时分，暖阳照耀着大地，在排洪南路焦家湾粮库附近，高伟军刚刚吃了一碗牛大碗解决了午餐。随后，便习惯性地蹲守在粮库小巷入口的道牙上，一边晒着太阳等活，一边望着对面皋兰山上漫山遍野盛开的桃花出神。
● 他们依靠每天固定地点的蹲点和守候，开启他们双肩扛起的人生，赚取血汗钱……
● “我嘴笨，没啥可采访的，打了这么多年工，目前还是个单身汉……”
● “每月200元房租，空间小的摆上一张床后，只能有个洗脸的地方。”
● 来兰州干装卸工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家里20亩旱地全部由妻子耕种。
● “粮库门口守活的最多有60多人，火车站那边40多人，加上桥头和市场蹲点的，要几百号人呢。”
● 不管多苦多累，蔺孝成始终认为，“只要两个孩子有出息，付出的一切都值。”
又是一个春天。
屈指算来，从背起铺盖卷离开定西农村，到彻彻底底将自己置身于城市的繁华，高伟军已坚守了近20个年头。和很多守活工一样，租房居住在排洪南路的平房内，日出日落，年复一年，操着地道的定西、榆中方言，背负着希冀梦想，来了又走了……东部市场、焦家湾粮库、火车站、红山根一带仓库等零活集中区，都留下他们辛劳的背影。
“姑娘看不上我是因为我不够强大”
在兰州人流、物流相对密集的东部商圈，经常活跃着这样一群身影，他们衣衫褴褛、满眼疲惫，或蹲守在桥头、或忙碌在市场、或三五成群结伴匆匆赶往客户家；他们依靠每天在固定地点的蹲点和守候，开启他们双肩扛起的人生，赚取血汗钱……
33岁的高伟军来自定西安定区葛家岔镇，中等身材，戴着军绿色帽子，一身宽松工作服、一双破烂黑布鞋透出几份质朴。
“老板，你需要什么帮助？搬运、装卸、扛东西之类的活我都能干。”看到记者朝他蹲点方向走来，高伟军条件反射似地直起身子，迫不及待开始推介自己，声音刚劲而有力。
马路对面的十几个工友误以为高伟军遇到了“好生意”，一个个起身朝他蹲点的方向张望，也有几个速度快的，直接穿过马路凑到了跟前。
“我嘴笨，没啥可采访的，打了这么多年工，目前还是个单身汉……”确定身份后，高伟军有点不好意思。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这“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美好时节，高伟军的内心是复杂而矛盾的。看不到未来，想起年过花甲依然忙碌在老家地头的父母，还有迟迟没有讨到老婆的现实，都令这个七尺男儿乱了生活的脚步。
在14岁那个懵懂年纪，因为家庭贫困，小学毕业的高伟军就缀学了。那时，村里有本事的年轻人都去外地打拼。在同村人的引领下，他第一次来到兰州，在火车站附近干起了家政。
城市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还有快节奏的生活模式，都使高伟军艳羡不已。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就立志为自己的城市梦想奋斗，可这一再普通不过的愿望都被现实无情摧毁。
“干家政就是每天重复擦玻璃、搞卫生的活，只有旺季才能挣几个钱，平时大多数时间都是闲耗着。”高伟军说，从先前干家政到如今卖苦力，虽然坚持了这么多年，但都不是他要的生活。
“家里基本没收入，去年种了6亩地的洋芋只卖了600元。”这么多年，高伟军所在的村子，都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那里曾经的农田，如今已经大片大片荒芜，只有经历过集体劳动、包产到户政策的老人们依然坚守耕种，一年依靠土地的收入只能勉强糊口。
“村里的年轻姑娘们都外出打工了，城里的姑娘我一个打工的高攀不起，连个老婆都讨不到，这心里是干着急啊。”说话间，高伟军将疲惫的身子倚在旁边的客货车上，随后便久久不再说话，不一会，他又回过神来，低头喃喃地说：“身边朋友介绍了好几个，初次见面一听我是个干苦力的，后面电话都不接了。”
为了给父母养老，也为了尽快成家立业，除去日常花销，高伟军如今已有3万多元的积蓄，在他的人生规划里，希望尽快做大做强自己，“姑娘们瞅不上我，是因为我自身还不够强大”，再干一阵子，他决定“做个小买卖，搞搞养殖。”
一天的生意完全靠熟人介绍和蹲守等待雇主两种形式，依靠平时的口碑维系，高伟军已习惯蹲点“守活”。用他自己的话说，“等待，就有希望，哪怕一整天都接不到活，我也逐渐适应和习惯了接受这‘空白’的一天。”
为了方便接活，和很多同伴一样，高伟军将出租房也选在粮库附近。“每月200元房租，空间小的摆上一张床后，只能有个洗脸的地方。”为了节省开支，高伟军一般都选择面片和牛肉面填饱肚子，但尽管这样，一天的开销也要30多元。
谈话间，高伟军的手机响起，接完电话后，他一改先前的伤感，一个健步冲向马路对面，激动地挥手向记者告别：“不好意思，终于有活了，我得去忙了！”
“不能让我的娃再走这条路”
东部商圈汇集了众多商户，是甘青宁商品批发聚合地。商贸物流业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搬运行业的发展，在市场需求的大背景下，像高伟军一样的打工者瞅准这一商机纷纷加入。杨成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没文化，又没学下什么手艺，年龄也在这摆着，能干的就只有这个活了。”身穿迷彩服、西裤的杨成军，蹲在守活的人堆里，低头不好意思地凝视着一双破了洞的球鞋。
48岁的杨成军家在榆中，妻子一人在家操持着两亩土地，大儿子已经步入社会，小儿子还在上学，一家人的开支基本靠他卖苦力维持。
“算一算，在这里连滚带爬的都快有20多年了。”杨成军掰着指头憨笑，每天，他和工友们习惯了等待，没活了就聚在一起聊天打发时光，守到活了就一起结伴干，在东部市场附近的桥头、市场、粮库和仓库所在地，都有他们的身影。
“粮库门口守活的最多有60多人，火车站那边40多人，加上桥头和市场蹲点的，要几百号人呢。”杨成军说，只要能挣到钱，搬运、卸货、零时工的杂活他们都干。
记者采访当天，杨成军只接到一单活——往焦家湾仓库卸货，由于货量少，四五个人结伴干，最终他只赚了5元钱。
“只挣了中午1碗牛肉面的钱。”杨成军不好意思地说，他已经习惯了好几天没活的日子，“只要有活干，一天起码能挣个五六十块。”但不管挣多少，杨成军必须“让自己吃饱了绝对不能生病”，这样才有干活的资本。
记者问及留守在这座城市的动力时，杨成军明显激动起来：“我吃了没文化的苦，可再不能让我的娃也走这条路啊！”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享受到了国家义务教育的优惠政策，他感到很舒心。可是提及目前已经步入社会的大儿子，杨成军的目光却黯然下来，一脸遗憾。
“大儿子挺孝顺的，当时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才主动辍学的，好在他还年轻，还可以学学手艺，现在最犯愁的就是得让娃成家啊！”说话间，杨成军用粗糙的手从衣兜里摸出一沓皱巴巴的小方块报纸，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小罐旱烟叶，均匀摊在纸上，一卷一拧，在异常熟练的动作下，一根自造旱烟“出炉”了，他拿出打火机不紧不慢点燃，吧嗒吧嗒抽了起来，烟雾迅速在四周弥漫开来。
“孩子在外面打工压力也挺大的，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我一定得让他成家立业。”杨成军坚定地说，虽然“身体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但目前小时工资正在逐渐提高，干苦力的收入也比前些年增加了很多，他有信心辅助儿子撑起一片天。
“只要孩子有出息一切都值”
和很多守活人相比，40岁的蔺孝成算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位。他靠卖苦力硬生生供着大儿子上了大学，小儿子上了高中。
大学生父亲的角色给了他更多的荣誉感和动力。正因为如此，在记者采访其他守活人的同时，穿着一身迷彩服，戴着金属边框近视眼镜的蔺孝成总是双手插进裤兜，笑呵呵地走来走去，不忘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看到本报实习记者和自己大儿子一般年纪，他便上前试探性的有一搭没一搭的插话。
“姑娘，我大儿子在城市学院美术系，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介绍你们认识下，如果能谈得来，做我儿媳妇吧？”蔺孝成的语言风趣又不失幽默。
本报实习生羞涩地打趣答道：“现在姑娘不好找啊，都太现实了，没房没车免谈。”
话音刚落，蔺孝成立即瞪大了眼睛说：“没房没车，我拼了命帮儿子挣啊！”
说完，他又迫不及待问起了实习记者的年龄，介绍起自己的儿子，生怕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虽然是一次半开玩笑的对话，但可以看出，为了自己的孩子，蔺孝成绝不放过任何机会。蔺孝成是定西市安定区新集乡井坪村人，来兰州干装卸工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家里20亩旱地全部由妻子耕种，除了农忙时搭把手，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兰州卖苦力。
“自己出来找活相对自由，还能在农忙时帮家里一把。”蔺孝成说，除了收麦子、挖洋芋等农忙时间，一年的七八个月，他都守候在焦家湾粮库门前，因为这里“距东部市场近，更容易接到活”。
“大儿子学的是美术，一年开销大，2万元都不够，小儿子也即将考大学，我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供完一个接着一个。”蔺孝成说他真是“亚历山大”，为了供孩子上学，一趟300多斤的东西，他都向没有电梯的12层高楼背过，有时，连续五六个小时扛东西，忙碌到晚上一两点也是“家常便饭”，每每干完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由于打工挣不来足够的钱，蔺孝成又向银行贷了7万多元，至今还没还清。面对未来，他说至少还得再干几年，“等两个孩子学业有成，成家立业后，我的心里才会真正意义上踏实。”
不管多苦多累，蔺孝成始终认为，“只要两个孩子有出息，付出的一切都值。”
改变 守活工最迫切的愿望
大量蹲点守活工的存在，说明市场本身有着需求，兰州真正意义上需要装卸、搬运之类的服务，而蹲点守候，单纯依靠手提肩扛的劳动现实，又使得这一劳动的成本无形加大，在此大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守活人提高工作效益和劳动成本是摆在社会面前的现实问题。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特有现象。进城务工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低，缺乏有效的就业培训，大多只能从事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工种，在城市就业空间已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自发无序地流入城镇，对城镇的就业、求学、医疗和社会管理也带来了一定压力。
“由于没文化，没技能，迫于无奈才干了这一行，要是能学到技术，这活我打死也不干。”这是高伟军内心最真实的独白，也得到众多守活工的共鸣，对他们而言，迫切希望改变目前的生活现状，有一个政府主导的用工平台为他们提供信息和服务。
民革甘肃省委调研室副主任董小平建议，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组织专家，对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和转移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制定科学的利用规划和转移规划，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针对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劳动力供需网络平台，完善就业信息服务，真正做到变无序流动为有序利用转移，变自发外出为主为组织务工为主。“同时，建立健全输出培训体系，坚持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和企业参与，推行订单式劳务培训。出台各种措施，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和市民待遇不公平问题。”
(责任编辑：鑫报)
● 他们依靠每天固定地点的蹲点和守候，开启他们双肩扛起的人生，赚取血汗钱……
● “我嘴笨，没啥可采访的，打了这么多年工，目前还是个单身汉……”
● “每月200元房租，空间小的摆上一张床后，只能有个洗脸的地方。”
● 来兰州干装卸工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家里20亩旱地全部由妻子耕种。
● “粮库门口守活的最多有60多人，火车站那边40多人，加上桥头和市场蹲点的，要几百号人呢。”
● 不管多苦多累，蔺孝成始终认为，“只要两个孩子有出息，付出的一切都值。”
又是一个春天。
屈指算来，从背起铺盖卷离开定西农村，到彻彻底底将自己置身于城市的繁华，高伟军已坚守了近20个年头。和很多守活工一样，租房居住在排洪南路的平房内，日出日落，年复一年，操着地道的定西、榆中方言，背负着希冀梦想，来了又走了……东部市场、焦家湾粮库、火车站、红山根一带仓库等零活集中区，都留下他们辛劳的背影。
“姑娘看不上我是因为我不够强大”
在兰州人流、物流相对密集的东部商圈，经常活跃着这样一群身影，他们衣衫褴褛、满眼疲惫，或蹲守在桥头、或忙碌在市场、或三五成群结伴匆匆赶往客户家；他们依靠每天在固定地点的蹲点和守候，开启他们双肩扛起的人生，赚取血汗钱……
33岁的高伟军来自定西安定区葛家岔镇，中等身材，戴着军绿色帽子，一身宽松工作服、一双破烂黑布鞋透出几份质朴。
“老板，你需要什么帮助？搬运、装卸、扛东西之类的活我都能干。”看到记者朝他蹲点方向走来，高伟军条件反射似地直起身子，迫不及待开始推介自己，声音刚劲而有力。
马路对面的十几个工友误以为高伟军遇到了“好生意”，一个个起身朝他蹲点的方向张望，也有几个速度快的，直接穿过马路凑到了跟前。
“我嘴笨，没啥可采访的，打了这么多年工，目前还是个单身汉……”确定身份后，高伟军有点不好意思。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这“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美好时节，高伟军的内心是复杂而矛盾的。看不到未来，想起年过花甲依然忙碌在老家地头的父母，还有迟迟没有讨到老婆的现实，都令这个七尺男儿乱了生活的脚步。
在14岁那个懵懂年纪，因为家庭贫困，小学毕业的高伟军就缀学了。那时，村里有本事的年轻人都去外地打拼。在同村人的引领下，他第一次来到兰州，在火车站附近干起了家政。
城市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还有快节奏的生活模式，都使高伟军艳羡不已。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就立志为自己的城市梦想奋斗，可这一再普通不过的愿望都被现实无情摧毁。
“干家政就是每天重复擦玻璃、搞卫生的活，只有旺季才能挣几个钱，平时大多数时间都是闲耗着。”高伟军说，从先前干家政到如今卖苦力，虽然坚持了这么多年，但都不是他要的生活。
“家里基本没收入，去年种了6亩地的洋芋只卖了600元。”这么多年，高伟军所在的村子，都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那里曾经的农田，如今已经大片大片荒芜，只有经历过集体劳动、包产到户政策的老人们依然坚守耕种，一年依靠土地的收入只能勉强糊口。
“村里的年轻姑娘们都外出打工了，城里的姑娘我一个打工的高攀不起，连个老婆都讨不到，这心里是干着急啊。”说话间，高伟军将疲惫的身子倚在旁边的客货车上，随后便久久不再说话，不一会，他又回过神来，低头喃喃地说：“身边朋友介绍了好几个，初次见面一听我是个干苦力的，后面电话都不接了。”
为了给父母养老，也为了尽快成家立业，除去日常花销，高伟军如今已有3万多元的积蓄，在他的人生规划里，希望尽快做大做强自己，“姑娘们瞅不上我，是因为我自身还不够强大”，再干一阵子，他决定“做个小买卖，搞搞养殖。”
一天的生意完全靠熟人介绍和蹲守等待雇主两种形式，依靠平时的口碑维系，高伟军已习惯蹲点“守活”。用他自己的话说，“等待，就有希望，哪怕一整天都接不到活，我也逐渐适应和习惯了接受这‘空白’的一天。”
为了方便接活，和很多同伴一样，高伟军将出租房也选在粮库附近。“每月200元房租，空间小的摆上一张床后，只能有个洗脸的地方。”为了节省开支，高伟军一般都选择面片和牛肉面填饱肚子，但尽管这样，一天的开销也要30多元。
谈话间，高伟军的手机响起，接完电话后，他一改先前的伤感，一个健步冲向马路对面，激动地挥手向记者告别：“不好意思，终于有活了，我得去忙了！”
“不能让我的娃再走这条路”
东部商圈汇集了众多商户，是甘青宁商品批发聚合地。商贸物流业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搬运行业的发展，在市场需求的大背景下，像高伟军一样的打工者瞅准这一商机纷纷加入。杨成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没文化，又没学下什么手艺，年龄也在这摆着，能干的就只有这个活了。”身穿迷彩服、西裤的杨成军，蹲在守活的人堆里，低头不好意思地凝视着一双破了洞的球鞋。
48岁的杨成军家在榆中，妻子一人在家操持着两亩土地，大儿子已经步入社会，小儿子还在上学，一家人的开支基本靠他卖苦力维持。
“算一算，在这里连滚带爬的都快有20多年了。”杨成军掰着指头憨笑，每天，他和工友们习惯了等待，没活了就聚在一起聊天打发时光，守到活了就一起结伴干，在东部市场附近的桥头、市场、粮库和仓库所在地，都有他们的身影。
“粮库门口守活的最多有60多人，火车站那边40多人，加上桥头和市场蹲点的，要几百号人呢。”杨成军说，只要能挣到钱，搬运、卸货、零时工的杂活他们都干。
记者采访当天，杨成军只接到一单活——往焦家湾仓库卸货，由于货量少，四五个人结伴干，最终他只赚了5元钱。
“只挣了中午1碗牛肉面的钱。”杨成军不好意思地说，他已经习惯了好几天没活的日子，“只要有活干，一天起码能挣个五六十块。”但不管挣多少，杨成军必须“让自己吃饱了绝对不能生病”，这样才有干活的资本。
记者问及留守在这座城市的动力时，杨成军明显激动起来：“我吃了没文化的苦，可再不能让我的娃也走这条路啊！”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享受到了国家义务教育的优惠政策，他感到很舒心。可是提及目前已经步入社会的大儿子，杨成军的目光却黯然下来，一脸遗憾。
“大儿子挺孝顺的，当时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才主动辍学的，好在他还年轻，还可以学学手艺，现在最犯愁的就是得让娃成家啊！”说话间，杨成军用粗糙的手从衣兜里摸出一沓皱巴巴的小方块报纸，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小罐旱烟叶，均匀摊在纸上，一卷一拧，在异常熟练的动作下，一根自造旱烟“出炉”了，他拿出打火机不紧不慢点燃，吧嗒吧嗒抽了起来，烟雾迅速在四周弥漫开来。
“孩子在外面打工压力也挺大的，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我一定得让他成家立业。”杨成军坚定地说，虽然“身体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但目前小时工资正在逐渐提高，干苦力的收入也比前些年增加了很多，他有信心辅助儿子撑起一片天。
“只要孩子有出息一切都值”
和很多守活人相比，40岁的蔺孝成算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位。他靠卖苦力硬生生供着大儿子上了大学，小儿子上了高中。
大学生父亲的角色给了他更多的荣誉感和动力。正因为如此，在记者采访其他守活人的同时，穿着一身迷彩服，戴着金属边框近视眼镜的蔺孝成总是双手插进裤兜，笑呵呵地走来走去，不忘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看到本报实习记者和自己大儿子一般年纪，他便上前试探性的有一搭没一搭的插话。
“姑娘，我大儿子在城市学院美术系，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介绍你们认识下，如果能谈得来，做我儿媳妇吧？”蔺孝成的语言风趣又不失幽默。
本报实习生羞涩地打趣答道：“现在姑娘不好找啊，都太现实了，没房没车免谈。”
话音刚落，蔺孝成立即瞪大了眼睛说：“没房没车，我拼了命帮儿子挣啊！”
说完，他又迫不及待问起了实习记者的年龄，介绍起自己的儿子，生怕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虽然是一次半开玩笑的对话，但可以看出，为了自己的孩子，蔺孝成绝不放过任何机会。蔺孝成是定西市安定区新集乡井坪村人，来兰州干装卸工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家里20亩旱地全部由妻子耕种，除了农忙时搭把手，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兰州卖苦力。
“自己出来找活相对自由，还能在农忙时帮家里一把。”蔺孝成说，除了收麦子、挖洋芋等农忙时间，一年的七八个月，他都守候在焦家湾粮库门前，因为这里“距东部市场近，更容易接到活”。
“大儿子学的是美术，一年开销大，2万元都不够，小儿子也即将考大学，我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供完一个接着一个。”蔺孝成说他真是“亚历山大”，为了供孩子上学，一趟300多斤的东西，他都向没有电梯的12层高楼背过，有时，连续五六个小时扛东西，忙碌到晚上一两点也是“家常便饭”，每每干完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由于打工挣不来足够的钱，蔺孝成又向银行贷了7万多元，至今还没还清。面对未来，他说至少还得再干几年，“等两个孩子学业有成，成家立业后，我的心里才会真正意义上踏实。”
不管多苦多累，蔺孝成始终认为，“只要两个孩子有出息，付出的一切都值。”
改变 守活工最迫切的愿望
大量蹲点守活工的存在，说明市场本身有着需求，兰州真正意义上需要装卸、搬运之类的服务，而蹲点守候，单纯依靠手提肩扛的劳动现实，又使得这一劳动的成本无形加大，在此大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守活人提高工作效益和劳动成本是摆在社会面前的现实问题。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特有现象。进城务工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低，缺乏有效的就业培训，大多只能从事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工种，在城市就业空间已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自发无序地流入城镇，对城镇的就业、求学、医疗和社会管理也带来了一定压力。
“由于没文化，没技能，迫于无奈才干了这一行，要是能学到技术，这活我打死也不干。”这是高伟军内心最真实的独白，也得到众多守活工的共鸣，对他们而言，迫切希望改变目前的生活现状，有一个政府主导的用工平台为他们提供信息和服务。
民革甘肃省委调研室副主任董小平建议，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组织专家，对农村劳动力的利用和转移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制定科学的利用规划和转移规划，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针对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劳动力供需网络平台，完善就业信息服务，真正做到变无序流动为有序利用转移，变自发外出为主为组织务工为主。“同时，建立健全输出培训体系，坚持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和企业参与，推行订单式劳务培训。出台各种措施，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和市民待遇不公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