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兰州城区4公里村庄生活样本之一黄峪乡王官营村地处二阴山区 记者 程健 摄

 ●王官营村95%以上村民收入全部来自种植蔬菜
●资源配置决定这个距离城市只有4公里村庄未来
●山高路远和不通公交根本无法吸引优秀师资加入
●毗邻白家坪的车家坝将引进30家民营企业黄峪，黄峪！


　　“您觉得30年来对你改变最大的是什么？”

　　“改革开放！”

　　“您现在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宽带！”

　　回答鑫报记者提问的人叫张延庆，今年58岁，是一位农民。他的家，在距离西站商圈仅有4公里的黄峪乡王官营村。

　　黄峪乡是七里河区比较偏远贫困的纯农业乡，2011年人均收入3200元。王官营村是黄峪乡54个自然村之一，也是全乡经济条件最好的行政村，去年人均收入6200元，是全乡平均水平的近2倍，但95%以上村民的收入全部来自种植蔬菜。

　　所以，当记者听到张延庆上述回答时，颇有些“厨子不看菜谱看兵法”的激动——其实，在这片干旱、贫瘠的二阴山区，村民们的思想意识早已被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影响、改变了，但供水、交通、教育资源的匮乏，却像一副铁链一样，死死锁住了王官营村和整个黄峪乡前行的脚步。

　　资源配置，一个不得不再次被提起的话题，将决定这个距离城市只有4公里村庄的未来。

　　被迫损失的1500元和5倍收益率

　　可以用四个字形容王官营村民饮水和农业灌溉——“靠天吃饭”。

　　一条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管道，肩负着向全村2880人和近4500亩耕地供水的重任。“冬天只能基本解决村民饮水问题，一到夏天，大家就得去蓄水池挑水。”村委会副书记张云说。

　　人吃水都成问题，农业灌溉就可想而知了。王官营村的水地有1885亩，只有其中较好的20亩被改造成收益率更高的蔬菜大棚。剩下的2575亩旱地由于无水灌溉，已有近1/3被迫撂荒。

　　村委会会计王翠芳简直就是个“活账本”，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同样种植西红柿为例，1亩水地1年的纯收入3000至4000元，而1个大棚（5分地，即半亩地）1年的纯收入是1万元。“至于旱地，只能种上些苞谷，1袋种子种下去收上半袋子就不错了……没水啊！”

　　鑫报记者换算了一下水地和大棚的年收入：1亩地都种西红柿，两者的收益率相差5倍！

　　而要保证这样的收成，必须用三马子往地里拉水。由于是二次提灌，原来2.3元/吨的水费翻番（1年500元左右），再加上油钱（1年1000元左右），村民辛苦1年却不得不从口袋里掏出1500元。

　　缺水，让已经熟络市场经济的村民无法扩大蔬菜大棚的规模；缺水，让5倍于水地的收益率变成了山岚，缭绕山村却又挥之不去。

　　金融学有一个“零和市场”理论，是指市场的总货币量不会发生变化，变化的是货币持有者。比如整个市场只有A和B两人，各持有100万元，两人投资交易过后，A赚50万，那么B必定亏50万，而决定A或B盈亏的关键因素是货币资源的配置。

　　决定王官营村民种大棚还是种水地的“零和市场”关键，其实就是水资源。而这，正是黄峪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分步实施的大事。

　　黄峪乡乡长吴文山向记者证实：2011年，总投资720余万，彻底解决全乡1.7万人饮水的“黄峪乡人畜安全饮水工程”启动，主线目前已经完工，分线年内竣工。届时，处于“前沿阵地”的王官营村民将率先告别“200米深井水时代”，真正吃上自来水。

　　而要彻底解决黄峪乡28885亩水地的灌溉问题，让村民不再从口袋里往外掏钱、享受大棚种植的高收益幸福，将考验市、区两级政府黄河水资源的配置能力。

　　不通公交的龚湖公路和“出不去”的娃

　　乘车去黄峪乡只有1条路——龚湖公路。

　　这条6米宽的山岭重丘区四级公路，北起彭家坪镇龚家湾村，途经黄峪乡王官营、宋家沟、冯家湾、麻地湾等8个自然村，止于邵家洼村，与国道309线相接，全长24.7公里，2005年竣工通车。

　　采访的当天（3月22日），鑫报记者亲历了一次道路问题导致的会车“礼遇”：由于不熟悉线路，我们乘坐的9座面包车行至宋家沟附近。积雪沉降加之重车碾压下的路面彻底“翻浆”了，迎面开来的“五菱阳光”只能靠边停在道牙上，示意我们先过。

　　两辆总宽不到5米的机动车相向而行都如此困难，一旦借国道309线出入境的重型卡车发生故障，这条连接整个乡村和城市的“大动脉”必将陷于瘫痪境地。

　　道路宽度只是一个小问题，最让村民苦恼的是，龚湖公路至今没有开通公交线路。而黄峪乡党委、政府连续3年向相关部门提交的报告，也如泥牛入海。

　　“我们建议把308路（目前终点站为市三院）延伸至宋家沟，坐的人多了肯定不会出现空车运营，但工作至今没有衔接下来。”吴文山乡长说。

　　出行，成为又一个困扰王官营村民的现实问题。要“下山”，只能打“黑车”，收费是2元/人，而且不拉满车不走。可以想见，如果村民去市区置办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要付出多少被迫承受的出行和时间成本。

　　有路没有车，这样的现实矛盾不仅让村民出不了门，更把上学的孩子“困”在了黄峪乡。

　　1至6年级的王官营小学、只有1至2年级和初中部的西山小学、黄峪中学，是生活在王官营的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所有选择。教师基本都是本地人，山高路远和不通公交的窘况，根本无法吸引优秀师资加入。对于鑫报记者提出的教育资源问题，吴文山乡长略显无奈，“整合教育资源非常必要，这样有利于培养更加优秀的孩子。但由于学校属教育部门直管，我们有心无力。”

　　建菜市给村民定价权和“焊工之乡”的安居工程

　　如何让农民增收、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不是一句口号。

　　鑫报采访车驶进王官营村之前，矗立在山丘上的一个个麦垛犹如巨大的面包，在初春的微风中飘散着淡淡的麦香。这是村上的打麦场，不久后，一座占地十余亩的菜市场将在这里筹建。

　　“村民的蔬菜基本都是自产自销，没有固定的销售场所，没有定价权。选择种哪种菜一看产量、二看人工、三看售价。”王官营村委副书记张云说。

　　这样的表述完全颠覆了“农民看价种菜”的惯性思维。其实细想一下，王官营村民的选择不无道理——蔬菜市场价格波动巨大，而稳定的产量和经济的人工，才是保证菜农收入的根本。所以，该村种植面积排名前三位的蔬菜品种才是韭黄、胡萝卜、西红柿。

　　而多方筹资兴建黄峪乡菜市场，将彻底改变村民种菜、卖菜没有主导权的现状。

　　除了种菜，王官营村和全乡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有没有其他的增收途径。

　　“村民现在对技术非常重视，尤其是焊工。乡上筹划免费培训一批高技能的焊工队伍，广开就业渠道。”黄峪乡党政办干事史顺昌说。

　　吴文山乡长向记者描述了“焊工之乡”的愿景：乡党委、政府已和兰州市人社局、市城投公司对接，人社局给政策，城投公司送岗位，今年计划完成200村民的培训、安置，并把这个富民利民的平台一直办下去。“首期培训将于5月开办，首批学员40至50人，保证100%拿证、就业，预期月平均工资4000元。”

　　如果上述的举措还不能触动你的神经，黄峪乡还有一个5至10年的发展蓝图。

　　这个项目叫农民安居工程，初步选址位于王官营村白家坪，占地近1000亩。集居住、商业、文化、教育、三产服务、公共服务为一体。其中，商住小区建筑面积约60至80万平米、公共服务设施200亩、企业用地200亩。

　　“我们初步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安置五保户、残疾人、留守老人；第二步，安置技能人才；第三步，安置后山地区贫困村民，帮助他们脱贫。”吴文山乡长说。


　　项目建成后，原来的王官营村将变成一个容纳近2万人居住的小城镇，毗邻白家坪的车家坝将引进30家民营企业，进一步拉动村庄和整个黄峪乡的经济发展。


 

农村年轻人的梦想不在山村
——距兰州城区4公里村庄生活样本之二
 

　　●留守农村的她盼望着儿女们回家团聚
　　●身强力壮的男人坐上面包车急匆匆往兰州赶
　　●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儿子打工的钱维持
　　●“鸡蛋舍不得吃，等攒多了就提到集市上买了换油换面”
　　●在娶亲人微弱马灯的陪伴下，骑着毛驴嫁到了这个家
　　●“光席片子上铺的单子随处蹿，后来还被婆婆抽走了”
　　●“来看看我儿媳妇的新房吧，两代人，差距可大着哩。”
　　●摆放在院子里的架子车和三轮车彻底下岗，成了“废物”
　　●马玉兰希望在外打工的儿子，最好多参加一些职业培训
　　●“好几辈子没有出过大学生，希望孙女考个名牌大学”

　　每天的闲暇时间，黄峪乡王官营村的马玉兰都会习惯性的走到村口，朝兰州方向长久地张望。在距离她家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兰州，在那条熟悉的乡村小路上，承载着她过去的无数记忆：她曾经不止一次的提着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鸡蛋，为家里换回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她也曾用架子车拉着几袋子最好的粮食，到城里为政府交过公粮……

　　而如今，随着女儿嫁入兰州，儿子去兰州打工，马玉兰对这座不远处的城市多了些等待，留守在农村的她盼望着儿女们回家团聚。马玉兰还要面对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过了今年，她的儿媳妇也会走向那座城市，在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小院里，留下她这位腿脚不灵便的老人和小孙女……记者 吴永隆 吴少华 文／图

　　打工的儿子撑起了4口家

　　3月22日一大早，黄峪乡王官营村的村民们便开始忙活了，三三两两的妇女挑着盛满水的桶往自家赶，村口身强力壮的男人们坐上2元一趟的面包车，急匆匆往兰州赶。那些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们，在送孙子去王官营小学的空当，站在村口悠闲地聊着家常。

　　穿过村口干净整洁的柏油路，从王官营乡政府南边的马路出发，走过一家家贴着红色对联的大门，在一间间窗明几净的院落之间，一条用红砖铺就的小道通向一个“喜”字还未褪去的院落。

　　齐耳短发，戴着金耳环金戒指，穿着灰白西服黑色裤子，皮鞋擦得铮亮的马玉兰正在自家门口聊着家常。见有客人来，马玉兰热情地将我们请进了家门。

　　好整洁的农家院啊！一间、两间……4间粉刷洁白的房子矗立在院子西侧和北侧，院子的东侧还专门腾出了一块用做小花坛的空地。院子所有的空地不是铺的整齐的砖瓦，就是平坦的水泥地。

　　马玉兰指着花坛内还未发芽，只有一些枯枝败叶的植物说，“这是前年栽的月季花，过几天就发芽，一月开一茬花，花开时整个院子都香香的”。

　　“来来来，屋里坐。”手端着两杯热茶的马玉兰赶忙招呼我们坐下。宽敞的房间内不仅墙壁洁白，高低柜、写字台、彩电等家具一应俱全。马玉兰说：“我在这个村生活了大半辈子啦，这屋子里的家具、墙面什么的都是这几年陆陆续续弄的，要说家里最漂亮的房子，数儿子和儿媳妇那间啦。”

　　马玉兰一家有4口人，儿子、儿媳妇、孙女。自打生活条件好了后，马玉兰一家就开始装修家里的小院和房子，如今，他们盖起了4间明亮的大房子，搬离了灰暗的土坯屋。马玉兰身体健康，儿子、儿媳妇孝顺能干，孙女活泼可爱。

　　在攀谈中，马玉兰的儿媳妇正忙碌在厨房内，麻利的切菜，擀面，烧水，炒菜，整个厨房套间内，一股肉香味弥漫开来。不一会，酸辣土豆丝、凉拌胡萝卜、还有一些时令青菜及肉丝菜在她的巧手下不断出锅。

　　从7年前开始，为了挣钱贴补家用，马玉兰的儿子张延成就随同同村的亲戚前往龚家湾打工做鞋，每天早出晚归的忙活，女儿上学后，家里只留下媳妇和老母亲。

　　在这个目前已经脱离土地的家庭，一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和开支全靠张延成每月打工的1000多元维持。

　　30年前 再也不想回去的年代

　　全村几百号人的大锅饭，方圆数里开展的集体劳动，一年中粮食归仓后的按工分分配，还有那依靠玉米糊糊，吃豆面散饭煮洋芋艰难度日的生活……至今，马玉兰还清晰记得30年前集体劳动的情景。

　　在那个异常艰苦清贫的年代，尽管马玉兰和丈夫张俊每天早出晚归的参与着集体劳动，但他们所挣的工分还是不能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活，“婆婆上了年纪，3个孩子还小，帮不了什么忙，一个工分就值个两三角钱，为了挣口粮，连8分钱的一斤醋和1角钱的酱油都买不起”。

　　宽大的粗布衫，哥哥穿完弟弟妹妹接着穿，大人们的衣裤经常大小补丁密布，由于“实在拿不出几件像样的衣服”，遇到赶集或亲戚家办喜事，“经常走东家跑西家的借没补丁的衣服穿”。

　　“洋芋算得上是道好菜，家里唯一能指望得上的就是五六只老母鸡。”为了想办法贴补家用，马玉兰经常依靠挖野菜和吃剩的洋芋皮喂鸡，“鸡蛋舍不得吃，一个一个的攒着，等攒多了就提到龚家湾集市上买了换油换面”，尽管一路步行来回需要1个多小时，但马玉兰说“提着鸡蛋上街，背着米面回家”是那个年代她最快乐的事情。

　　“那时日子苦啊！”说起30年前的那些经历，马玉兰使劲摇了摇头，和很多中国农民一样，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至今还深刻记得80年代初的那个冬天，一场席卷整个中国，影响中国土地政策转变的旋风竟然吹到了他们王官营村，昔日大锅吃饭，集体劳动的习俗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实彻底改变。

　　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作为一个中国农民，马玉兰家从此过上了耕者有其田的富裕生活。

　　那一年的整整一个冬天，全村人忙碌在田间地头，“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拿着丈量的绳子走遍了村子里的每一块土地，又是丈量，又是记录，晚上还加班讨论着土地分配的问题”。

　　在自己的亲身参与下，马玉兰家也如愿分到了4亩土地，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和丈夫就如同生命一般的“呵护”着家中的土地，耕地、、除草、施肥、收获。

　　“没想到第一年，地里产的粮食全家人就够吃了。”提及包产到户政策，马玉兰一脸的兴奋，“家里自养了头毛驴，又是犁地又是拖粪拉庄稼，节省了不少人力，劳动用的架子车、三轮车在几年内也陆续置办上了”，在那个劳动更加自由，生活多了自主权的岁月中，马玉兰的干劲是越来越足。

　　4年后，马玉兰所在的黄裕乡开始尝试种植经济作物百合，并从中获益不少，生活不是很富裕的马玉兰从乡信用社贷了300元钱，购买了300斤百合种子，连续种植了2年时间，依靠百合销售赚得3000元钱，并依靠这一收入为家中修起了4间新房，并请来了浙江的木匠为家里添置了那个年代最为流行的高低柜、写字台、衣柜等。

　　在20多年的付出中，马玉兰相夫教子，依靠土地和自己的实际努力，先后供3个子女上学和成家立业，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天比一天好。
 

　　婆媳婚房 见证着两代人生活变迁


　　走进马玉兰旧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靠东边一排破烂不堪的土坯房，屋顶的牛毛毡很大一片已破碎，东南角的房梁已明显下垂，用一根柱子撑着，由于年久失修，早在十多年前，这一排老屋已经没有人居住，目前只是堆放杂物的储物间，搁置在房屋一角的黝黑色柜子，还有那散落在地上的墙皮，无声地诉说着屋子的古老。

　　“我18岁嫁过来时，这老房子就存在着，现在都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不瞒你说，那间又破又小的就是我当初的婚房。”马玉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在结婚的当晚，她是一路哭着走进那间小房子的。

　　在马玉兰的记忆里，父亲在她不到1岁时就离开人世，是母亲一手将其拉扯成人，而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年代，年轻人对婚姻没有自主权，完全听命于长辈的安排。

　　“没见上两面就订了亲，因为当初不愿意这门亲事，母亲硬是拿着棍子一次次地打，彻底打怕了，所以就嫁了过来。”马玉兰说，在出嫁那天，由于母亲置办不起嫁妆，她穿着婆家做的白格妮衣条绒裤，在娶亲人微弱马灯的陪伴下，骑着毛驴嫁到了这个家。

　　那时，她的新房里除了“三格木柜子，一片凉席，和一床被子”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物件，“光席片子上铺的单子随处蹿，后来还被婆婆抽走了”。

　　“来看看我儿媳妇的新房吧，两代人，差距可大着哩。”说着，马玉兰快步走向前掀开门帘。屋内，洁白的墙壁上，一头挂着当下流行的十字绣，一面挂着小两口的结婚照，粉白相间的休闲大床、当下最流行的真爱永恒的十字绣、液晶电视、双缸洗衣机、时尚沙发等新式家具一应俱全，马玉兰的儿媳妇一边玩着手机，一边欣赏着精彩的电视节目。

　　弃农从商 农村人城里坚守的梦想


　　由于家里仅有的“旱地实在没收成，现在一直荒着，8亩水地维持不了一家人半年的口粮”，从三四年前开始，马玉兰就将家里的8亩地全部无偿让给村里人耕种，如今，摆放在她家院子里一角的架子车和三轮车也彻底下岗，成了“废物”。

　　“我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经历了吃不饱饭的那段苦日子，也穿了半辈子的补丁衣服，现在的衣服款式料子都好，时不时的连换几套都没有问题。”马玉兰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足。

　　谈到未来的生活，马玉兰说自己有太多的计划和打算。“家里好几辈子也没有出过大学生，希望孙女能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名牌大学为家里争光”。

　　除了希望孙女读好书外，马玉兰更希望在外打工的儿子，最好能多参加一些职业培训。这样，有了技能，就业渠道不仅会越来越多，赚的钱也会更多，等到那个时候，说不定自己心中最大的期盼就能实现。马玉兰乐呵呵地说：“到那时，我就用儿子赚回来的钱，搞搞养殖，这样呆在家里的我，也好有点事情做，说不定，那时家里的房子可以盖得和城里的别墅一样阔气呢。”

　　望着婆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儿媳妇也不甘在一边默不作声。儿媳妇接过婆婆的话茬说，除了婆婆说的搞养殖外，今年还不到30岁的她更希望可以和丈夫一起去城里打工，做做小生意，不仅可以赚钱，更可以和丈夫团聚。

　　“早在年轻时，得病了就干挨着，至多吃点止疼药，或者没目的的上山挖些草药熬着喝，很难对症下药。”正因为如此，那时，每年马玉兰最大的担忧就是家里有人生病。

　　而如今，马玉兰一家4口人都参加了“新农合”，“从乡卫生院，到兰州的大医院，看了病都能报销，这样的实惠，以前可想都不敢想啊。”

　　如今，在马玉兰老人所在的村子，很多年轻人都去了附近的兰州打拼，村里的土地，只有像马玉兰一般年纪的老人们依然坚持耕种，“村子里依然种地的中年人，大多都建起了温室大棚，有的也开始尝试做些小生意，年轻娃娃们都不会种地了，一来城里打工来钱快，二来农村除了种地外，很少有适合年轻人闯荡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