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东汉《仪礼简》
汉字书法是华夏文明中最具个性特色的艺术领域。它清纯秀美，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并对周边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堪称东方文化园囿中丛永散幽香的奇卉。
汉字书法的魅力，首先来自汉字的特殊形体构造，汉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来的，先天性地具备生动的现实基础；即使在它发展为抽象文字，形体构架完全成熟之后，仍保留了象形文字的许多特点，尤其是保留j-象形文字从大自然及人类社会生活中吸取的线条美和动态美。汉字造型都是由点、线组成的单个表意形体。却又千变万化，绝无雷同，给书写者的想像力和表现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汉字书法的魅力，还来自其书写工具“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没有它们的辅佐。汉字书法很难发展成一门独特的艺术。就拿毛笔来说吧，它与汉字相辅相成，彼此互注了无限的生命力。作为书、画工具，毛笔绵软、易操作，行迹宜粗宜细，宜聚宜糵，运作酣畅，来去自如，文具。却早已畅行于世。至少在西汉时，笔、墨、砚均以相当成熟的形态，为社会所普遍使用了。
纸的发明相对较晚如果说西汉纸还很朦始，不宜用来书写的话。
至东汉造纸术已有了质的飞跃，技术提高到足以充当书、书画载体的水平。不过，纸的社会普及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它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约在魏晋时期；在那以前，主要书写材料一直是简和帛。
“文房四宝”以及简帛，除了砚之外，皆为有机物质，极易朽失，因此存世者绝少，犹如风毛麟角，被视为至宝。甘肃以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以及因丝路、边塞军政文书往来频繁而形成的历史背景，故保存了不少汉代文具与墨迹，下面介绍几件甘肃出土的“文房四宝”.
“白马作”毛笔
此笔出土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杆径0.6厘米笔头长1.6厘米，通长 23.5厘米，这正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与王充《论衡》所言“一尺之笔”的妊度相合。笔杆竹质，中空，浅褐色，精细匀正。杆中下部阴刻篆体“白马作”三宁，反映了当时“物勒丁名”的手工业管理制度，“自马”当系制作此笔的工匠名。笔杆嵌笔头处略有收分，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熙色硬毛。刚柔相，富有弹性、很适于在简牍上书写。制作方式。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笔一样朴前端中宅以纳笔头，外扎丝后髹漆以加固，杆顶端削细以便于捕发簪带 此笔出于蕖主头部左侧可印证汉代官员的“簪笔”习俗。
笔的历史相当悠久。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绘制彩陶。当已使用近似毛笔的软性工县。许多彩陶纹饰中，尚可看出毛笔运作时显露出的特有锋迹。商代盛行甲骨占卜，其占卜记录一般是先用朱或墨书写在甲骨上，然后用刀契刻。考古工作者发现过一些尚未经刀刻的书字甲骨，其为毛笔书写无疑。繁体“笔”字结构。竹字下为“聿”字，此字在甲骨文中正是人手持笔之象。当今所见最早的毛笔实物属于战国时期，出士于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汉代毛笔以甘肃出土最多。其中制作最精良、保存最完整、知名度最高的，便是这支“白马作”.它是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十六件国宝级文物中的一件。
肩水金关纸
出士于金塔县天仓乡北部的汉代肩水金关边塞遗址。长2l厘米，宽19厘米。系用废旧麻絮、绳头、敝布等原料制成，以苎麻成分为主。此纸出土时被揉成一团，后经修复展平一面平整，一面略糙，色泽匀净质地细密坚韧，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化事业的发展。造纸术的发明，传统说法归功于东汉和帝时的宦官蔡伦。近世考古研究己修正了这种旧说，尉为蔡伦之前的汉纸宴物已多有发现。这份肩水盒关纸即为我国早期纸张的着名标本之一。其时代为西汉宜帝年间，比蔡伦在世时要早一个半世纪。事实上，造纸术不可能是某个人的偶然性咸就，它应当是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产物，而且必须有一个从萌生、发展到成熟、普及的过程。蔡伦的功绩在于显着地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旧布、鱼网
等物为原料，通过捣烂、打浆，提取出纯净的纤维造纸，提高了纸的质量，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造纸事业的发展和推广。从肩水金关纸到“蔡侯纸”,不过是我国造纸工艺史上的一个重要段落而已。
墨丸
出土干武威市磨嘴子汉墓，高4.5厘米。底径2.8厘米。略近圆柱体，顶部渐收分成圆弧。底部为平面，且有磨用过的痕迹。墨色乌黑透亮。研化后写于简牍经久不灭。
广义的墨，指书写或绘画使用的黑色颜料，包括木炭、石墨之类。这种意义的墨，史前期的先民早就开始使用了。用自然界的黑色物质，加上某种黏合剂，乃至香料之类，合成的块状墨，其发明最迟也不会晚于商代。殷墟出土甲骨上的墨书文字，据化验，颜料已为人工合成。现存最古的块状合成墨为汉墨。汉墨的基本原料一般采用松烟或桐油烟，墨性浓黑光洁。《宋稗类钞》中说：“至魏晋时，始有墨丸。”此说显然失实。磨嘴子汉墓墨丸的发现，将墨丸的存在提前至西汉末年。
盘螭盖三足砚
出土于天水市隗嚣宫遗址，通高12.5厘米，径13.4厘米。石质，圆形，三足，由砚底、砚盖两部分组成。砚盖隆起如丘，盖内面雕一圆窝，正好放置化墨所用之研石；盖表雕盘绕相噬的双螭，双螭前右足外伸，左足曲跪，后二足蹲伏，腰部作弃满力度的扭旋，充分表现了搏噬的气势。颈下透雕成孔。盖四周弧沿阴刻两虎，并斜雕弦纹。盖内边周沿略凸起一圈，与砚面周边一圈凹槽相合，这样盖后全砚便更加稳实严正。三足粗矮、正面浮雕熊首，背面斜雕弦纹。整体造型浑厚雄健而又不失生动，雕工刀法豪放而又不失细腻，被公认为汉代石砚中的精品。
《释名》云：“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不论使用天然颜料还是人工制作的墨块，均需和水研细方能饮笔，故最初的砚其实就是研石，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出现了这种研石。春秋战国时期，砚的形制已相当规整。至汉代，制砚者已开始追求造型的别致与完美，不仅石、玉、铜、陶皆可为砚材，而且砚身、砚盖上出现了雕镂纹饰。现代的砚，已不单纯是书写工具，已有向工艺品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
据《陇上藏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