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的命运是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起伏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运，国运兴则国宝兴，国运衰则国宝亡。

　　上世纪上半叶，甘肃出土了居延汉简等简牍，它们被称为20世纪东方文化“四大发现”之一。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居延汉简”,在抗战烽火中，经历了重重磨难，它的命运在所有国宝中最为惊心动魄。

　　简牍是历史上书籍不同阶段的代表之一，研究表明中国人使用简延续了2000多年，东晋时还大量使用，直到东晋以后纸大量使用，简牍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北京猿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居延汉简被人们称为20世纪东方文化四大发现。居延汉简分为新旧两部分，人们通常将上世纪30年代出土的11000多枚居延汉简称之为“旧简”,将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近3万枚居延汉简称之为“新简”.

　　“居延”作为地名始见于《史记》、《汉书》，具体指甘肃、内蒙古交界处的额济纳河（张掖黑河）下游的嘎顺诺尔、索果诺尔一带。汉朝时为“居延泽”,设有居延都尉、居延县。汉朝军队在此设立抵御匈奴的长城要塞，是为居延塞。数百年后，随着汉王朝的衰亡，居延防线渐渐废弃了。

　　涉事地点：北京

　　当事人员：斯文·赫定、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

斯文·赫定企图独自考察，遭到群起反对

　　1927年，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设计柏林-北京-上海的航空路线。为此他来到中国作调查，这位因探秘古楼兰而闻名世界的考古学家，试图再一次寻找机会进入中国的西部。然而，他的行动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

　　起初，斯文·赫定计划独自考察，结果北京的学术团体和学界名流群起反对，后经多方交涉，最终确定双方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双方拟定中英文协定十九条，计划赴内蒙古、新疆考察地质、地磁、气象、天文、人类、考古、民俗等，考察由瑞典资助经费。条文也规定测绘地图不得大于三十万分之一，以保护我国国防权。野外的采集品由双方研究、发表。凡有文字的材料归中国所有，交北平图书馆保管。

　　西北考察团的中方团员由中央观象台、地质调查所、古物陈列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联合组成。此次挖掘所得的其他珍贵文物被斯文·赫定带到瑞典，直至中瑞建交时才回到祖国。

　　考察团团长由中方徐炳昶、瑞典方赫定共同担任，另有我国科学家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4人，学生5人，外援队员17人，考察时间定为两年。北京大学于1927年4月26日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涉事地点：居延，北京

　　当事人员：贝格曼、刘半农、马衡、沈兼士

汉简差点被带到瑞典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经过包头等地前往西北。很快就有了收获，考古人员在罗布淖尔的盐泽附近及吐鲁番拜城、交河故城进行了挖掘，但所得汉代简牍不多。

　　1930年春，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带领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居延海以南至甘肃毛目之间的额济纳河畔两汉堡寨、古垒、边墙等烽燧遗址中发现了大批的汉代竹木简书，即存世于今的“居延汉简”.

　　这次，贝格曼和其他的中国专家在这一带开掘了六十个区，其中二十一区有采集品，发掘的坑道有五百八十六处，在其中的四百六十三坑中，采获了汉代竹木简版及有文字的物品，有五百三十四包，约计一万四千余枚竹木简，仅登记工作就历时四个月才完成。

　　考察团将这批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强烈要求将这批简带回瑞典，但刘半农、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兼士、周养庵等众多着名学者坚决反对并进行了交涉，因为在考察团出发之际，双方的协议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凡是有文字资料的都留在中国，其他没有文字的文物则带回瑞典。

　　在众多学者们的据理力争下，汉简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祖国。

　　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按照中国瑞典协定随即将简牍交北平图书馆保存，理事会推马衡和北大教授刘半农整理研究，后来为研究和拍照方便，又将汉简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涉事地点：北京，天津，青岛

　　当事人员：日寇、沈仲章、周殿福、徐森玉、汤麦斯船长、吴景祯

汉简在刺刀的威胁下辗转多地

　　居延汉简正式整理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北京后，将北大红楼作为转运站。

　　这时，藏在北大图书馆内的居延汉简的安全就岌岌可危。在这之前，故宫的文物及北京图书馆的善本珍藏都已抢运到南京存放，北大的大部分师生也撤往长沙避难，藏在北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便无人顾及。

　　沈仲章是刘半农先生的弟子，当时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看到许多日本兵来来往往，他十分担心居延汉简的命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沈仲章在几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汉简偷运出来存放到北大图书馆后面的一个小胡同内，因为这里日军很少来。这时，刘半农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语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殿福，也冒险参与偷运行动，负责“侦察”敌情，安排车辆。后来他们又把汉简转移到北长街的一个小庙里，也就是徐森玉的住处，同时被运出来的还有居延笔的模型等文物。

　　沈仲章打算带这批木简到上海找北大有关负责人。走之前，将简牍运到德华银行保管。从北京先到天津。这段时间让沈仲章度日如年，他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甚至没上厕所。天津下车后已经深夜，沈仲章蹲在火车站，更加提心吊胆。他清楚抢救出来的国宝存放收据以及他的全部财产的票据，就藏在头上戴着的破草帽里。车站上日本兵不时走动，刺刀几次挑落了草帽，查看是否可疑。最危险的一次，日本人的刺刀差点刺伤了沈仲章的双眼，看着跌落在地上的草帽他只能装着不在意。

　　天亮后，沈仲章前往天津法租界，与随北大撤退到长沙的徐森玉教授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位负责人傅斯年取得联系。他们发来电报让沈仲章在天津待命，会派专人来联系并运送“居延汉简”南下。

　　滞留天津风险重重，这时日本人也察觉到他们的行动。一天法租界巡捕房的人跑来报信说，日本特工要来抓他。掩护沈仲章的韩七爷便派人更换地方。此后，沈仲章几乎每天都要换旅馆以防日本人搜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