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212④：1

　　

　　

　　T0212④：2+T0212④：3

　　

　　

　　T0114③：609

　　

　　文物简介

　　

　　1990年出土于悬泉置遗址。残纸文书四件，T0212④：1正面隶书“付子”，18×12厘米；T0212④：2正面隶书“薰力”，12×7厘米；T0212④：3正面隶书“细辛”，3×4厘米。均为药名。色白，纸面粗而不平整，有韧性。根据纸的形状和折叠痕迹，当为包药用纸。标本T0114③：609，为不规则残片，黄色间白，质细而薄，有韧性，表面光滑平整。有草书两行：“〼持书来〼致啬〼”，根据同出简牍与地层，为西汉后期遗物。均藏甘肃简牍博物馆。这些残纸文书的发现，证明在纸张得到完全使用之前，存在一个“简纸并用”的时期，帛、竹、木、纸作为书写载体，在西汉时期并存。且纸张早在东汉蔡伦之前就已经被发明和使用。

　　

 

 

　　

　　阅“牍”延伸

　　

　　西北地区纸张的发明与使用

　　

　　在纸张大规模使用之前，竹木简牍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书写载体，启蒙读物、百家典籍、三尺律令、历日占卜都在简牍上被记录。在世人的印象中，汉代的文字书写材料皆为竹木简牍，但竹木材料存在使用不够方便，体积较大不宜携带的缺点，且在编绳腐烂后，竹或木简容易散落，难以整理。所以缣帛与纸张等轻便材料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季羡林先生曾提出，在纸张得到完全使用之前，存在一个“简纸并用”的时期。汉代即为竹木书写材料到纸质书写材料的过渡期。

　　

　　那么纸张是何时被发明使用的？在大众认知中，东汉蔡伦即为纸的发明者。《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文中记载因缣帛价格昂贵，竹木简牍较重，所以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与渔网加工制成纸，天下无不推崇之至。纸在东汉开始大量推广生产，大大提高了文化传播效率。纸张带来的文化变革意义重大，所以“蔡伦造纸说”也流传甚广。直到近代科学性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才让我们对造纸术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西汉纸张越来越多，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1957年陕西灞桥、1973年甘肃肩水金关遗址、1978年陕西扶风中颜村、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遗址、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1990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皆出土了西汉麻纸。

　　

　　

　　图源|潘吉星《1979—2007年中国造纸术发明者争议的回顾》

　　

　　由于汉王朝要利用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教化，汉武帝时期设立太学与郡学，再加上汉代经学家们在注解、讲授古文时动辄万言的风气，人们常用的书写材料竹简、木牍和丝帛已远远供不应求了，需要有新的书写材料来适应社会的需求。于是人们便想到利用植物纤维等廉价之物造纸。经过劳动人民无数次的实验，终于研制出了纸张。

　　

　　我国造纸史专家潘吉星先生认为：“纸是植物纤维经物理-化学作用所提纯与分散，其浆液在多孔模具上滤水形成湿纤维层，干燥后交结成薄片状，用作书写、印刷和包装等用途的材料。”以上遗址中出土的纸张经过科学检验，符合此定义。虽无论在强度、外观、质地及功能上均不及蔡伦改良之后的纸，但根据我馆所藏悬泉置出土纸张实物与天水放马滩纸地图来看，西汉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纸张易制、轻便且价廉的优点，并加以利用，主要用于包装物品、题写物品名称、勾画简易地图，或者是书写日常书信。目前尚未发现抄写儒家典籍的西汉古纸。《后汉书》志第二十六《百官三》中有言:“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尚书）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说明“纸笔墨”皆为东汉官署采购的普遍性公务用品，使用广泛。

　　

　　

　　汉《传车亶舆簿》|图源《悬泉汉简（壹）》（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而到了魏晋时期，纸张在西北地区开始被用于传抄儒家典籍，纸张开始走向思想传播领域而不只使用于日常生活，近代考古发现了多种晋代写本文书与典籍，如斯坦因在新疆地区搜集的楼兰文书M.192《论语》，悬泉置出土晋代书信、敦煌藏经洞出《三国志·吴志·步骘传》残卷（现藏敦煌研究院）、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之南出土《三国志·魏志·臧洪传》残卷一页、《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残卷一页（现藏新疆博物馆）等。而根据汉代竹木简、晋代写本、唐代写经、宋代印刷书本的排版格式，我们也可以看出从简牍到书籍的演变脉络，纸本书籍中的界栏与天头地脚、从右向左的书写格式与阅读习惯，都与简牍的形制一脉相承，宋以后的印本时代，仍然保留了这些特点。

　　

　　

　　图1：唐《沙州都督府图经》，图源国家图书馆官网，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图2：明万历四年《史记评林》，图源国家图书馆官网，现藏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中国人在西汉前期已发明了植物纤维造成的麻纸，与之相适应的是毛笔也有所改进和提高。湖北云梦战国秦简、甘肃天水市放马滩一号墓秦简等，都是以墨笔书写的，至汉代毛笔制作更加精良。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不仅有纸张文书，还藏有悬泉置出土的毛笔与砚台。悬泉置共出土毛笔4枝，其中2枚保存较好，通长24.5cm、杆长22.3cm、锋长2.2cm。锋用狼毫，软硬相间，弹性强。笔杆为竹质，锋毫插人笔孔中，杆尾呈圆柱形，笔杆上刻有“张氏”字。毛笔与砚台使用痕迹明显，推测为使用后废弃，可见笔墨纸砚等文房必需品在西汉已初有雏形。

　　

　　

　　悬泉置出土汉代毛笔|图源甘肃简牍博物馆

　　

　　西汉时期造纸术已经发明且被使用于日常生活的观点是可以被证实的，造纸术是西汉劳动人民长期实验发明的智慧结晶，而东汉蔡伦在改造、推广纸张使用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造纸术无疑是中国古人为知识和文化传播发明的一项伟大技术。纸比中国古代的甲骨、竹简、木牍、丝帛成本低廉，更为轻便，能长期保存。中国的纸比之埃及的草纸坚韧，比西亚的泥板轻便，比欧洲的羊皮纸廉价，因而这项发明注定会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引起人类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促使文化与信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推动力。(甘肃简牍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