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横二条的那家旧书店，原来在西单体育场东南侧，店面不大，旧书不少。那时我住在西长安街110号的宿舍，与书店只有一路之隔，经常去转悠，还认识了一位老店员：他的个子高大，一只眼睛有点毛病，总是不停地在店内穿梭，应答顾客的问询，就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后来，我在新街口的旧书店里又碰到他，他还是那么热情、敬业。我曾在一本旧书上记下他的大名，一时又忘记了是哪本书，但他的形象，我却永远不会忘记。
这几十年，西单地区大改造，旧书店缩到一座不大的写字楼里。因为离我的住处近，还是隔三差五地去转转。刚搬到新址时，书店想有所作为，以经营旧书刊、连环画为特色，我每次去，总能碰到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地顾客。我业余时间研究孙犁作品，就是在这里买到一册孙犁在抗战胜利后回冀中主编的《平原杂志》。因为书店里都是老人，谦抑客气，每次挑完书，我都会进摆放外文旧书的里间洗洗手，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书店还让我留下电话号码，以便有新的旧书刊到货时及时通知。
又过了几年，旧书店的营业面积继续缩小，只留下一条长廊。我去时，书店的老人摇摇头，无奈地说：“现在都网上买。”再次去逛，却连象征性的旧书店都不见踪影了。我寻寻觅觅，走近旁边的写字楼入口，看见一排信箱上有“中国书店”的字样。一位坐在门口的胖保安转过身问我：“找谁？”我说：“书店。”“休息，不上班。”胖保安很耐心地给我提供免费咨询服务。我这时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天。亲眼看见旧书店的步步退却，我的兴头也随之大减。
西单地区商场林立，业态大变，宽阔明亮的大楼一层，大多是香水、化妆品、名表柜台，与我毫无关系。我就爱逛旧书店，旧书店却“休息”了。
前些日子，我去东四附近的那家旧书店。像往常一样，挨着检视，从每个书柜、每一层，到店中央摆放的书，都一一梳理，生怕漏掉喜欢的书。每次在这家店淘旧书，我都要待上三四个小时，如果书店能把新到的旧书放在一起，工作细致一些，就不必让顾客每次都从头再来了。这次的最大收获，是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的初版《散宜生诗》。一本仅99页的小册子，原价0.41元，现在卖到35元！聂绀弩的这册奇书，我有各种版本，包括最初在香港出版的《三草》，唯独缺这一册，而书店里恰恰就有--我成了幸运读者，好似中大奖。
先前来这家店，我只埋头选书，一只手上端了不少，书店营业员远远看见，就会走近，接过我手上的书说：“你慢慢挑，先放这儿。”我心存感激。每次挑选完，我都把书集中起来，放在结算柜台，说：“你们先算账，我去洗洗手。”书店后院有一个水管，我是熟悉的。这一次，我多年买书的“程序”却发生了阻碍--把书放在结算柜台后，我习惯地向后院门口走去，见门关闭，就礼貌地对坐在这里的两个男营业员说：“我去洗洗手。”那两个一直聊天的营业员厉声答：“没洗手的地儿！”“啊？”我倒觉得新鲜，“我多少年在这里都能洗洗手，怎么会没有？”推开门，进了后院才发现，原来院里已整修一新，厕所分为男女，男厕是有洗手盆的。原先，这里只有一间很局促的卫生间，不分男女。也就是说，这个设施是“内部专用”的，不对顾客开放。我洗了手，刚跨进门，仍坐在柜台内一动也不动的营业员说：“没热水。”他可能见我脸上带气，想缓和气氛。我说：“要什么热水呢。”
来到柜台，付完账，我问一位女营业员：“你们经理在吗？”答曰不在。我想我作为一个老顾客，应该对书店的工作提个建议，就对她说：“你们是旧书店，书上有土，顾客买完书洗洗手，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这位女营业员指了指大门外，说：“外边公厕有洗手的地方，出门下台阶往左拐。” 她对答如流，把我噎住了。我下不了“台阶”.
我在商业部工作多年，了解服务行业的情况。“计划经济”时代，商业部门的政治思想工作，每年都喊叫着要“改善服务态度”、“打掉官商作风”.老经天天念，木鱼不断敲，就是“改善”不了。“改革开放”后，市场完全放开，所谓“服务态度”的老问题，迎刃而解。今天，你在西单地区的商场逛，谁会遇到不愉快的事？你就是去金象大药房，刚进门，“您需要点什么，您需要点什么”的声音还一连串环绕在耳。就连政府机关，也开设了“行政审批中心”,明确审批时间。偏偏在号称“文化单位”的旧书店，我遇到了这样奇怪的事--为什么过去旧书店的那些老人就懂得善待老主顾呢？不夸张地说，我是旧书店的老主顾，也是大买主，我买书从不看价钱，也不讨价还价，只要自己需要，总是言无二价买定。在东四那家店，我有好几次都买千元以上的书。应该说，我这样的买家，店里本该热情接待，怎么会连洗洗手都不让呢？
说到旧书的定价，我还有话。30年前，我在宣武门内旧书店买到一套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的《柳如是别传》，原价4.55元，书店减价为3.60元。凡是旧书，都比原价要低。在印有价目的版权页，有的书店涂掉原定价，再用号码机打上新定的售价。有的书店则在书价处贴一小片胶纸，印上新定的售价。可以看出，书店对旧书的减价、售价有一定幅度，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些年，随着收藏的升温和资本市场的扩张，旧书成为奇货可居的投资产品，有了稀缺性和所谓的“增值潜力”,甚至连一些普通的旧书也跟着以成百倍、成千倍的趋势疯涨。而且如今旧书店定价，只用铅笔划拉在书上，很随意，很潦草。
旧书店是文化古都的一道风景线，也是悠久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我从读书中知道，民国时期，琉璃厂旧书店的伙计，常常跑大学和研究机构，专程给一些学者教授送书。旧书放在对方家里，先让人家从容挑选；如对方不要，再派人取回，工作做到了家。我还知道，有些旧书店的店员，工作时间长了，就成了专家，有的还很有学问。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华大藏经》时，琉璃厂旧书店的一位魏先生曾受邀担任校对。你以为这个校对是好当的？我虽忝为“编审”,却有自知之明：在下没这个能力。也是这个原因，我总是对在旧书店工作的人心怀敬意。我始终认为，旧书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买卖旧书，是在传递文化火炬。
在欧洲，所有历史悠久的大都市都有旧书店。当年，李一氓先生驻节维也纳时，常去逛旧书店，曾买到马克思的手稿，高兴地拿回来送交国家有关部门。巴黎的塞纳河边，卖旧书刊的老摊位有几百年历史了，是巴黎的一处景观。着名的莎士比亚书店，与对岸的巴黎圣母院遥遥相望，书店虽然破破烂烂，却散发着浓郁的书香。想想吧，1921年初，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这家书店的女主人主持出版的！一个曾轰动世界的文化大事件，竟发生在这个破旧的二层小楼里。我曾几次在这里闲逛，在二楼的一角留言，还意外地买到几册旧书刊，亲身感受古老的欧洲文化。我想，这里虽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的市场经济，但让旧书店开设在寸土寸金的风景名胜之地，绝不是为了追逐利润。
那天看新闻联播，知道上海有实体书店两千多家。我马上联系上海市区的面积，推算实体书店的分布，在心里做了一个“模型”.我不知道，在这两千多家店中，有多少家旧书店？我只是从新闻中知道，有的社区为了引进书店入驻，只收很少的租金或免收租金。上海在文化建设一项上，真正是在与国际无缝接轨了。
看完新闻，我问自己，北京有多少实体书店呢？有多少旧书店呢？我经常去的，都在二环以内，数得上来，不知外城还有没有？有多少？我曾武断地说过：“文化古都北京，少几家商场或购物中心，不算什么；如果缺少了体现城市内涵和品质的旧书店，那就会减少古都的特色和光泽。”
我以旧书店老主顾的资格，愿意当一名义务监督员，看见服务不完善的地方就要说。当然，人家会笑我：“你是白说！”我说：“白说也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