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人不时回顾郑和下西洋的伟大经历，感慨道：要是明初继续支持郑和的大航海活动，则后来泰西列强对东南亚的殖民历史必将改写，从而今日也不会有主权争议的麻烦云云。

    然而，历史学面对的不是实际未发生的可能之事。郑和的航海活动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中国文明的力量也并未因为这些活动而完成从陆权向海权的转变。此中自有至今仍值得汲取的教训。

    史载郑和的首次远航发生于1405年，相距后来的“地理大发现”要早差不多100年。尽管后世历史学家对郑和航海的贸易意义有特别的强调和罗列，但历史学家推测，郑和航海还是为了宣达国威，巩固朝贡体系，其次则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再次才是所谓“互市”的经济利益。

    中国自古作为幅员广大的国家，因为物品丰富，以及儒家教化对于方外珍奇的鄙视，使得朝廷不可能有直接追求史无前例的经济财富的政策理念。而推动西班牙和葡萄牙探索遥远海路的冒险，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垄断香料贸易、寻找金银矿藏的经济动因始终是首要的。这也与当时欧洲兴起中的列国竞争环境有关，归根结底，也可以说有安全的根本需求在起作用。但就中国大的政治地理环境而言，朝贡体系本身是一种获取和保障安全的现实主义与低成本政策，一旦这种体系随新王朝的巩固而完善，则外部的安全危机基本就能处于被有效管理的状态。

    再就明初的国防需要而言，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明成祖迁都北京，说服士大夫阶层的理由就是防止北方蒙元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对南洋海外宣示威力，是为向北的战略攻防服务的，国家不可能长期投入巨量资源支持这样的战略间接路线。

    而且，在航海技术方面，史载和传说中的巨大宝船建造科技是否真实呢？从欧洲风帆战舰时代的实际情形看，中国在此时期建造出适合远洋航行的巨大木质风帆舰船，是可能的，但即令承认造船技术上的可行性，郑和大航海活动的结果，依然是难以按照我们愿望的脚本发展。通过对欧洲海权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海权与技术并非直接关联，而是受社会形态的直接决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先的时代，他们并未建成堪与后世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比拟的殖民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体系，而且是基于现代工业和社会价值的全球体系。

    新兴的英式殖民体系与近代化工业、市场活动相表里，蒸汽机动力的钢铁巨舰有机地把全球基地体系和市场体系连为一体，成了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位一体的全球化怪兽。这在郑和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即使考虑到明清岭南人民自发的下南洋谋生活动，虽然也动人心弦，但依然不具备与西方殖民历史类比的含义。回到本文开头，在明初社会，无论技术上，还是经济制度上，都不可能支持国民对南海，尤其是今日争议的南沙一带，做大规模、产业化的开发。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具备海权性质，并非取决于其拥有的舰船或大炮的力量，海权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且这种意识是世界观性质的，是全球化的思维，而不是在传统的地缘或政治利益上的盘算。在此前提下，社会从政治到产业制度，乃至普遍的伦理都支持海权的扩张，并视其为全社会重大和核心的共同利益。

    所以，郑和麾下神奇、辉煌的大航海舰队消失于往日的迷雾中，是很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国人的海权之路，今日才算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