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青年时留学美国，住了七年，中年做美国大使，住了八年。一九四九年春，他偕江冬秀离开上海，乘海轮到美国，一住就是十年。这位大学者是否在美国过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买办生涯呢？写《胡适杂忆》的唐德刚，曾与胡适，一杯在手，老少无猜，茶余饭后，娓娓而谈；闲得无聊，大摆龙门等时刻，捉住胡适的真面貌，真性情，真本色，虽不中，也不远了。

    胡适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船抵旧金山，这一天是国内共产党百万大军飞渡长江的一天，他在旧金山船上哀叹一声：“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后来，他在纽约城定居，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可说“纽约居，更不易”了。他住在纽约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

    欧美各国的生活费用，房租最贵，可是“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他只好住在破烂的公寓里了。

    再说食的问题。江冬秀原来擅长做家乡徽州菜，数十年在外，又学会了一些外地的风味。胡适幼年在农村长大，少年在康乃尔读过农科，自然不会“韭麦不分”,但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是他过惯的生涯。江冬秀语言不通，不会买菜，这样，买菜事就落在胡适的肩上了。他不能像在国内那样，四体不勤了。

    胡适在国内有汽车代步，曾受“买办文人”之讥，他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手无缚鸡之力，发财乏术，就有“出无车”之叹了。唐德刚只好常拿打工用的汽车来接送他。

    江冬秀在国内就爱打麻将，喜热闹，今天到东家，明天串西家，藉以消磨岁月，她在纽约怎么办？言语不通，交通不便，只好蜷伏在小公寓里，烧饭，打麻将，看武侠小说。江冬秀一打牌，家里客人多，房子小，胡适不能安心读书写文章，干脆侍候她打牌，有时他也亲自参加牌战。江冬秀可以终日过烧饭、打牌、看武侠小说的生活。胡适不能这样，要吃饭，要生活，就要干工作。

    他在这十年中干什么工作呢？

    大师孤独

    胡适到美国，初在纽约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馆长之职。这一职位，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着名学府作过短期讲学，零星讲演的机会当然更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图书馆内看书，那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去时胡总是找唐，因为唐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唐替他借借书，查查书。从此唐变成为胡适的朋友了。

    唐说，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哥大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也把胡适排除在外。胡适闲得无聊，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所有的侨报都看，而且有时“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可见，他真是闲得无聊之极了。这时，胡适在纽约连一个学生都找不到了，他空虚无比，难过无比，变成了“无人打影”的拳师。幸好唐德刚恰巧变成胡适唯一“可打”之人。他看到了一首好的白话诗，便向唐解释半天。

    胡适在纽约时，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嘻哈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蔡宝瑜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胡适也就乐意变成这个团体的指导员和赞助人了。他有闲工夫，仔细评阅他们的着作。一九五六年六月，在“白马文艺社”做了《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报告。他说：“新诗和新文学的发生不但是偶然的，而且是偶然的偶然。”他不知道这种偶然却是由于时势的变迁的必然而发生的。胡适终身不懂这个道理，以致固执己见而不悟。

    学问倒退

    一九五二年，他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讲了《治学方法》。它的主要内容还是两句老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来又讲了《杜威哲学》，还是二三十年代所说的实验主义。一九五四年，他在台大讲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是无政府的抗议，以老子为代表。第二，是孔孟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中国古代极权政治的起来，也就是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起来。第四，极权国家的打倒，无为政治的试行。

    上述几个讲演，一定程度上总括了胡适的晚年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决定了胡适不能继续前进，而只有倒退了。唐德刚说：“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所以胡适之并不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

    从第九章中所说的”陈独秀入狱的经过“,”科学和民主的定义“,”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就知道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已经爱谈政治了。他在美国，百无聊赖，空谈政治。大政治也谈，小政治也谈，连鸡毛蒜皮的政治也谈，加之”他的纽约寓所，简直是个熊猫馆，终日观光之客不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于当时，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史上忽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批”留美学人“.他们基本上是在中国受过大中学教育，然后浮洋至新大陆，在那里留学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功名；嗣后又向美国政府申请”绿卡“以至”公民权“;从此便在异国定居。胡适之先生事实上也是这个新兴行业中的基本队员。胡公之所以与众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请过”绿卡“,二是未同美国抢饭吃。可见，他就是身填沟壑，也不会”降志辱身“,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乞讨救济。可是他既不能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唯有回到台湾讨饭吃，终于一九五八年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