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污染》一书，重点聚焦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初期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

    1800年，伦敦人烧了100万吨煤炭，相当于一人烧一吨。但长期以来，煤炭燃烧产品如石棉、铅、氯氟烃都被视为无害物质。不只如此，人们还把煤烟中的酸性物质和碳当成防止污染的强效消毒剂。

    在英国人看来，污染只在自然生物过程里有，比如瘴气，“哪里发现的腐烂生物质最多，哪里的环境污染就最严重”.

    英国煤炭资源丰富，挖开地面不深就能发现大量煤炭，加之蒸汽机的发明与普遍使用，英国成为19世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一战时，在英国煤炭领域工作的人有100多万，煤炭为工业提供燃料，为铁路和船只提供动力，为人们用于保暖做饭。

    有人称，英国的工业和帝国优势更多源于煤炭，而非努力工作和可靠的政府。

    19世纪末，“煤烟有益健康”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科学家发明出“酸雨”一类的新词。事实上，回溯英国历史，早在煤炭首次抵达伦敦，就有对煤烟的抱怨之声，但对它的需求轻松盖过质疑。

    直到20世纪中叶，公共卫生专家、城市改革者、记者重新定义了煤烟，不再认为它是城市环境可以接受的一部分，开始将它视为一个问题。

    臭氧曾被神化

    臭氧存在于上层大气之中，可以防止有害的紫外线；但当处于地面时，它就成了强效的刺激剂，将引发哮喘和支气管炎患者更严重的呼吸问题。就像人们曾认定煤烟有益，臭氧也曾被认为是帮助空气摆脱瘴气的理想物质。

    德国科学家肖宾发现了臭氧，认为三个原子的构成让臭氧不稳定，能够轻易地氧化它遇到的任何易燃分子。

    1866年公共卫生专家理查森发表文章，称臭氧将一个存放8年的装有腐烂牛血的烧瓶除去异味，暗示臭氧具有商业潜能，让肉商恢复已经腐烂肉的新鲜性，建议人工供应臭氧。

    索尔谢姆在书中写道，在这一历史时期，煤烟被认为是不充分燃烧的结果，瘴气是不充分腐烂的产物，臭氧的倡导者坚称，臭氧是烟和瘴气的完美解毒剂，可以通过充分氧化杂质消除杂质。

    被过分神化的，还有日光。20世纪早期，医学研究者发现身体利用太阳紫外线产生维生素D,相关研究进一步表示，日光照射不足将易患软骨病。因此，医生当时鼓励病人们在户外过日子，睡觉开窗户，即使在寒冬腊月也如此。

    20年后，反烟活动家奥尔登宣称，煤烟有着阻碍紫外线的能力，可能比它对呼吸系统造成的危害还大，并表示结核杆菌只要被太阳直射几分钟就会变得无害。1896年，布莱克·里士满被医生命令“为了痊愈走向太阳”,他决心消除空气中的烟，创建了煤烟减排协会，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持续运作的反污染团体。

    当然，这些环保意识还很零星、个体，甚至不科学。

    夺命大雾催生环保观念

    1940年，二战期间，伦敦遭受猛烈空袭，一本名为《战时烟减排》的小册子在坊间传递，驳斥了一种社会观念，即“浓烟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助于遮蔽城市，使其免遭空袭，有助于战争一方保命图存。

    战后，人们迫切需要足够的煤炭供应，这种迫切远胜他们对煤烟的担忧。1947年，英国煤炭工业国有化，1952年冬天，政府提倡家庭采暖使用含有碎块的煤屑。

    当年12月5日，灾难降临了。伦敦能见度降到几乎为零，半数测量空气颗粒的设备爆表失效，二氧化硫浓度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值。到这场灾难结束时，至少4000人已经死亡。但事后对于这场大雾的反思仍然不够。

    大雾期间，一些报纸还在称赞大雾改变了伦敦面貌，将大雾遮蔽的景观描述得神秘、庄严。直到大雾浓得让飞机停飞，温布利体育馆、威尔斯剧院被迫关闭，医疗人员注意到健康问题急速上升，人们还是不觉得污染有多严重。

    那一年究竟死了多少人？很难调查。调查的地域范围、时间区间，人们都有分歧，不同的媒体报道、政府的不同部门，都给出了出入较大的数据。英国政府始终试图把灾难程度描述得很小。直到1954年，调查报告才被公布。

    正是这场大雾，最终促成了关于空气污染的新观念，净化空气的新政策。“要应对污染，我们不仅要理解污染的化学性质、效果，还要了解人的观念变化。”索尔谢姆说。

    据《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