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一成立，孙中山即强调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随后，教育部便明文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1946年制定的《教育宪法》更是强调对教育的投入：“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县、市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不仅如此，《教育宪法》还规定：“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己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

    “各级政府应广设奖学金名额，以扶助学行俱优无力升学之学生。”“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

    1927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还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为400-260元，讲师为260-160元，助教为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上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元，县长一个月20块银元，而国小学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元。

    这就是说，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最低工资竟是县长工资的两倍。除抗战胜利后发生通货膨胀，使得教师薪水赶不上物价上涨外，一般来说教师的工资相对其他行业来讲都是比较高的。即使是薪水最低的九级教员，也比普通工人强多了。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仅次于军费。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民国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学者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的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学生上学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据粗略统计，当时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达128000余人，其中就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人，以及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八年抗战，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这就是说，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被战火摧毁，而且比战前还强大；大学的整体水平非但没有下降，相反很多专业领域还有了明显的提升。

    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时的两倍。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民国时期的教育，之所以能在战火中屹立不倒，且排名世界前列，与当时政府对教育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抗战最困难时，蒋介石曾说：“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