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1868年改元明治，实行明治维新，在位期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120年前，丰岛海战的爆发标志着甲午战争的开始。当时，日本大造舆论：甲午战争是“非计划的、非预谋的事件”.如今甲午战争已过去120年，日本仍认为甲午战争是由于日本受到“威胁”而进行的“自卫”,并非蓄意挑起战争。然而，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蓄谋已久，经过了长期有计划、有预谋的全面准备。《大连日报》特约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甲午国耻丛书》，出版《甲午中日战争·海战史·陆战史·人物传》、《甲午战争与民族觉醒》等着作的大连民族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关捷作以解读。

日本觊觎中国之心由来已久

    早在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萌发“平定中国”的思想，1577年声称要亲自“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1592年扬言要占领北京。进入江户时代后，本多利明竟鼓吹“大日本国应移地至满洲”等地。1823年，佐藤信渊建议天皇亲征，“取南京应天府，定为假皇宫”.德川幕府末年，长州改革派藩士领导者吉田松阴说：“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北则割据满洲的领土，南则占领台湾、菲律宾诸岛。”桥本左内甚至赤裸裸地说：“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1868年明治维新，明治天皇颁布《亿兆安抚之宸翰》，不久又向京都诸侯下达敕谕：“外使国威光耀海外……朕欲凌驾万里波涛，誓振国威于海外，以对祖宗先帝之神灵。”这已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设想。

政治与外交上的准备

    明治维新后，为了侵略中国，日本进行了20多年的准备。

    日本首先确立政权、军权和财权统一的军国主义体制。其次推行宪政，1889年2月11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该宪法基本原则是“一国之权力以君主之大权为中心，其他一切权利均由此而来”.具有绝对君主主义、保守主义、单一国家主义、各种牵制主义等四点特性，加快了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

    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千方百计寻求欧美国家支持。美国利用驻华使馆窝藏和包庇日本间谍，提供军事情报等。1894年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16日，日英两国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对日本来说“其效力比在朝鲜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俄国采取“不干涉中日战争”方针。德法两国怂恿日本对中国“决不可以不加以一大打击”.列强的支持、默许、怂恿，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起了推动作用。

加紧军事准备

    为推行“大陆政策”,日本加紧军事准备。

    大力发展军事工业。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加速近代军事工业建设。1883年开始海军执行造舰计划；修建吴、佐世保两个军港；创办东京、大阪两个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海军兵工厂等。从生产7厘米口径射程5000米的意大利式野炮、3000米的山炮和12厘米口径的加农炮、15厘米口径的臼炮，到12厘米的榴弹以及大小口径的炮弹水雷等。日本自行建造了高雄、赤城、八重山和大岛号的全钢舰。民办有石川岛、川崎、三菱三个造船厂和田中机械厂等，既能造军舰，又生产枪炮以装备日本陆海军。

    改革军制。1885年桂太郎、川上操六等赴欧洲考察，返国后于翌年开始，模仿德国实行兵制改革。明治天皇颁布海军条例，规定了各军区、军港和镇守府的基本职责；1893年4月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海军军令部”,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设置由天皇直接领导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为领导指挥战时海陆军的最高军令机关。

    增加军费，扩充军力。甲午战争前，山县有朋提案增加军事费用。自此日本的军费年年递增，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实施建造严岛、松岛、桥立三艘军舰的计划。并确定海军常备队、补充队和后备队三种编制。截至1889年，日本现役兵力达7.5万余人，加上预备役、后备役兵力等总兵力达24.34万人；1890年，日本开始购买或建造千代田、吉野、秋津洲等巡洋舰和八重山通报。日本所购当时世界上最快航速23海里的巡洋舰吉野，是清政府弃买之舰。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万吨，超过了北洋海军。

    大力培养指挥军官。为适应军队迅速发展的需要，自1868年夏起，日本就在东京设立了陆军学校、海军兵学校。到1894年共有21期学生毕业，其中700人参加了甲午战争。还开设了海军炮兵学校、海军水雷学校、海军航海学校等。1873年山县有朋制定了“以精学武技为目的”,“培养教育步、骑、炮、工兵之士官”的《兵学寮规则》。此外，各兵种学校、各特种兵学校也相继建立。1883年4月，日本建立了第一座陆军大学校。1888年在东京建立海军大学，培养高级参谋指挥人才的同时，派遣大量海军留学生留学欧美。

    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出于战备需要，1890年，在爱知县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陆海联合大演习，天皇亲自担任统监。从此日军将野外军事演习制度化。

    增强后勤保障。日本各军建立后勤兵站，以确保陆海作战的物质需要；建立适应战争的军队医疗体系；配备军夫，担任向前线部队输送辎重、弹药、粮草、救护等后勤保障任务；备足粮秣，以供陆海军主副食的不同需求。

    据伊藤博文的密友、英国《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报道，甲午战前日本在军事上一切都准备就绪，单“就弹药而论，它所储存的数量，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日本军事上这一系列做法，明显是为了伺机发动对华战争。

搜集情报和制造侵华舆论

    为做好对华战争的充分准备，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组成谍报网，搜集各种情报。1872年，陆军元帅西乡隆盛即派池上四郎扮成商人到中国东北地区搜集情报得出结论：以今日之状态，不出数年，中国将土崩瓦解。1885年，伊藤博文到天津访问，海军少尉曾根俊虎乘机到黄县、龙口、潍县等地搜集情报。同年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有计划、有准备地向中国派遣间谍。其手段一是以日清贸易研究所、乐善堂等为名，实为间谍机构；二是扮成外交官、洋行职员、商人、游学者、医生、学生、僧人、劳动者等身份，穿中国衣，梳长发辫，说中国话，深入穷乡僻壤，对“以北京为中心，北到蒙古、伊犁、满洲（即东北）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均得一一细微观察。确信中国不足惧，增强了必胜之信念”.日本在战前绘制的地图，上面“疃（村）、路、炮台、营房、山、河、沟、井、树，样样都有，画得清清楚楚”.欧洲人波纳尔（C.Pownall）在见到一份日本绘制的地图后，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指甲午战争时期）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日本参谋本部根据大量情报，制订了有针对性的侵华方案。管西局长桂太郎根据在中国内地的侦察，写出《对清作战策》，主张派遣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再“一举攻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1880年11月30日，山县有朋写成《邻邦兵备略表》，呈给天皇，要求“强化军备”.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炮制出侵略中国的蓝图--《清国征讨策案》，提出“以五年为准备之期，然后待可乘之机而攻击之”.提出侵华总目标是“欲使清国乞降于阵前，以我海军击败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拿清帝”.然后缔结条约，要“分割十八省，在满洲立一国，区划西藏、蒙古，平均其力”.

    同时出笼的有日本参谋本部海军部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等六人分别抛出的“征清方策”.其总体构想是以海军击败中国北洋舰队，夺得黄海和渤海制海权，然后占领旅顺和大连湾，深入辽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和烟台，夺取山东半岛；最后经山海关直逼北京。

    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1890年6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抛出所谓守卫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保护利益线（与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的侵略理论。1892年，日本自由党总裁坂垣退助抛出《殖民论》，翌年榎本武扬组建“殖民协会”.建野乡三竟然毫不隐讳地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的现状不满中转移过来，我们宁愿欢迎反华战争。”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说：“没有发动惊天动地之事业已无法镇抚浮嚣的人心。”言外之意，日本只有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才能把“混乱平息下去”.日本还通过新闻媒体和有关言论，向日本人民广为传播“朝鲜独立论”、“文野战争论”,渲染、夸大、虚构大和民族“优秀”.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的新闻界一致散布：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圣战”,《国民日报》于甲午战争前公然宣称“义战即将开始！”《读卖新闻》发表日本对华战争可“以显耀光荣，并宣扬国威”.十分明显，日本发动一场侵华战争已不可避免，只是选择时机和寻找借口了。

    据《大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