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提出开凿大运河的?

时间:2014-07-02 08:30来源:科技鑫报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沿岸风光无限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全名“京杭大运河”,纵贯中国东部地区,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而又微妙的影响。然而,其“最早”的开凿时间并不是从隋炀帝时才开始的,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已从江苏扬州至淮安之间开凿了一条长达197公里的人工运河“邗沟”……

 

谁是最早提出开凿大运河设想的人?

 

 

《魏书·李冲传》记载北魏孝文帝意欲南伐“从此通渠于洛”

 


  大运河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河。但若溯其“最早”,显然不可能是从隋朝开始。有正式纪年的开凿时间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十年,即公元前486年,当时出于北进中原、称霸天下的目的,吴王夫差从江苏扬州至淮安之间开凿了一条长达197公里的人工运河,此即沟通江淮的“邗沟”.


  邗沟,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人工河。从这点来说,吴王夫差可以看作是大运河的最早开凿者。但是,真正提出“大运河”设想的“设计师”,应该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北魏是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起来的北方政权,都城洛阳。在拓跋宏当皇帝后,大力改革,从方方面面“汉化”鲜卑,甚至连姓都改为汉姓“元”,史书上又称拓跋宏为元宏就是这个原因。


  鲜卑虽然是马上民族,但在孝文帝主政后相当重视水上交通。作为一名政治家,孝文帝意欲消灭南朝,完成统一版图。然而,要实现“南下”这一远大战略,离不开水路交通,孝文帝的“大运河设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魏书·李冲传》记载:“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


  孝文帝将此视为“军国之大计”,工程很快上马,“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第二年,当洛水和谷水沟通的时候,孝文帝还亲临视察,以示重视。遗憾的是,因时局不稳,朝廷财力不够,孝文帝的开凿计划搁浅,这一“任务”留给了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的隋朝。


 

 

隋朝到底于何时开凿的大运河?

 


  事实上,孝文帝的“大运河”设想顶多算是“中段工程”,离目前的北自北京、南到杭州的大运河体系相差很大。大运河只能由一个统一的、国家财力相对充足的王朝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隋朝开凿大运河成了历史的必然。


  一般认为,隋朝大运河开凿于大业元年,即隋炀帝杨广当皇帝的公元605年。实际上,从《隋书·高帝纪》记载来看,其“开河计划”最早是在隋文帝杨坚时代,隋炀帝只是在继续实施而已。


  隋定都长安,但当时的现实是,关中平原所产粮食根本不够京城的消费,要靠关东运入。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内饥也”,京城对关东及东南地区的物资需求更强劲,隋文帝遂命令宇文恺、郭衍开凿漕运,此即隋建国后开凿的第一条人工运河“广通渠”,后因避讳隋文帝名,改为“永通渠”.


  从开凿广通渠尝到甜头的隋文帝,出于漕运和“灭陈”的双重需要,在统一全国前两年,即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曾命令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 “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运”,“山阳渎”即是对吴王夫差所凿古邗沟的重新修整疏导。


  杨广继位后,旋即着手营建东都洛阳,与之相配套的“超级工程”大运河开凿计划开始全面实施。隋炀帝继位后首先开凿了中原通向江淮的纽带工程“通济渠”,这也是隋炀帝时代最早开凿的一条运河。从大业元年三月动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到当年八月,通济渠就全线完工,堪称奇迹。


  到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先后重开山阳渎、开凿永济渠、重开江南河,把中原与江淮地区紧密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西通长安,北抵河北蓟城,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的庞大运河体系,为宋元以后的“京杭大运河”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大家把隋炀帝视为“大运河开凿第一人”的最重要原因。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真实目的何在?

 

 

明末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称其“为流连之乐耳”

 


  隋炀帝实施大运河开凿计划,最初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是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主要有“交通说”、“经济说”、“政治说”、“军事说”四种说法,从这些说法来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完全是出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富国强民的考虑。但千百年来,民间一直持有异议,其中以唐王泠然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其《汴堤柳》中称:“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晚唐秦韬玉也认为,隋炀帝“种柳开河为胜游”.明末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的评价更为直白:“秦政之筑长城,为防胡计,非为游娱也。开河之役,诚有功于后人,若论杨广,则只为流连之乐耳,未可与秦皇并也。”


  从古人这些观点来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原始动机不过是为了个人“游幸”的需要,即所谓“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在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前,即在南运河通济渠与邗沟刚开通时,隋炀帝便乘龙舟,率领着皇后妃嫔、文武百官、僧尼道士和大批兵士,大张旗鼓,大讲排场,前往其最早封地江都(今江苏扬州)巡游去了。隋炀帝先后巡游了三次,最后就死在扬州。


  所以,历代诗人都有隋炀帝“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如杜牧《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王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


  显然,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出于“私意”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可是,为何民间会对隋炀帝的评价这么差?这主要是缘于开凿大运河和后期“龙舟巡幸”劳民伤财过甚,民众苦不堪言所导致的“民怨”.


  据韩偓《开河记》记载,当时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者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最后征到民工360万人,但开凿到今天徐州境内时,民工已死了150万人,“下寨之处,死尸满野”.加上后来的“巡幸江南”大操大办,隋炀帝自然为天下人所痛恨,巴不得杨广早死,隋早亡。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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