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初春，母亲生下了我，是第四个孩子。由于家境好转，比六零年出生的老三壮实了许多，又由于江苏老家祖母的到来，母亲不用在月子里就下地洗尿布和自己煮吃的了，这样可以把前三个月子落下的头晕、关节痛什么的养一养。据说月子是既可以落下病根也可以养好一些病的。

　　我就这么沐浴着春风茁壮成长起来，上有老祖母对孙儿的疼爱，又有父母亲对幺儿的偏爱，还有姐姐哥哥们对小弟弟的希奇，我长得格外健康。这有一张那个年代罕见的相片为证：是一张上了色的照片，半岁的我赤身坐在一块花棉毯上，咧开嘴笑得象个弥勒佛，唇被涂得殷红殷红的。我是那个计划年代无计划的产物，父母亲的态度是，既然有了就生下吧，左邻右舍谁家不是一大串孩子呢，至于孩子的未来，那可想不过来。虽说"望子成龙"是老话了，可六十年代的家长，很少有给孩子设计未来的。那么多的孩子，就象地里的庄稼，栽一茬收一茬，顺其自然。孩子嘛，怀里抱抱、地上爬爬、扶着墙走走，咿咿呀呀学说话，不管先叫爸还是先叫妈，就这么慢慢长吧。

　　到我长到扶着墙走，摇摇晃晃摸到隔壁的潘婆婆家，把床下的鞋翻得一地，还拉了泡屎，对着婆婆一阵咿呀，乐得潘婆婆笑道：宝宝会说话了！

　　这当然不是我会说话的记录，但却是我唯一会走路的记录。在未来的日子里，母亲无数次地抚摸着我瘫软的双腿，甜蜜地回忆我走路的日子，而我也在母亲一次次地讲述中，相信我是用双脚走过路的。

　　我突然发起高烧，几天不退，又恰逢当医生的父亲到野外分队巡诊去了。一位姓谭的女医生，用酒精棉球在我胖胖的屁股上擦着，嘴里说："宝贝，真舍不得扎你哟。"一针下去，我嘹亮的哭声刚响起，立刻就哑了，身子一下子瘫下来。等到父亲回到家，和母亲一起抱着浑身瘫软如一滩烂泥的我，辗转送到县医院，又到省城，抢救了一个星期。抽脊髓化验，吊盐水，从鼻子插管子灌药和饲牛奶，最后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结论是：小儿麻痹症，学名叫脊柱灰质炎。（最近每年都有一两天，国家领导人走上街头，抱着个小朋友，用小勺喂一粒糖丸--这是全国开展的脊柱灰质炎计划免疫，避免了多少孩子不能走路的悲剧。）而谭医生的那一针据说穴位太下面了，打到了坐骨神经上。我至今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可那一针确实在我的屁股上久久淤塞不散，终于化脓了，最后留下一个不可消除的深陷的坑。母亲的心里有一个疙瘩，好好的孩子就这么残废了，虽然也见有其他的孩子得这种病，都没有我这么严重。总归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什么不对呢，那就是父亲的同事谭医生。文革中到处闹派性，谭医生和父亲不是一个阵营的，母亲疑心她是有意的。母亲有心去找她拼命，被同样是医生的父亲压制住了。这个疙瘩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影响了我们一家的生活。记得我上小学好几年了，只要见到不知情的人，提到我的事，母亲会立刻把我抱到膝上，脱开裤子让别人看我屁股上的那个坑，说："要不是她，我儿子怎么会这样？……"直到我懂得害羞了，不再让母亲那么做。

　　后来上学读到鲁迅的小说《祝福》，里面的祥林嫂念叨她的阿毛时，那就象是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