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这样谈到敦煌：“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浏览过敦煌莫高窟的游客，无一不被这一千多年前先人们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所震慑，为如此众多的民族文化元素和结晶能这般千姿百态地汇聚、融合在这一方偏远荒漠之地而感慨不已。然而，千年来风沙的侵蚀、雨水的渗入，加剧了石窟的衰败，随着自然、人为破坏的加剧，莫高窟崖体侵蚀、洞窟坍塌、塑像断裂、壁画脱落问题日益突出。

　　堪称中华民族国宝的敦煌莫高窟，绝世的壁画、雕塑、建筑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威胁。有这样一群人，凭借着爱心、科学人文的保护理念和不断创新的科技手段，在竭力让敦煌魅力永驻。如果不是他们的“妙手回春”，对这里出现的起甲、空鼓等多种病害进行“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有效修复，我们看到的会是一幅残破的模样。 

　　本月，从甘肃省科技厅传来消息，“十一五”以来，我省科技进步水平从全国排名第25位跃升至第17位，连续超过8个省区市，增幅一度居全国首位，其间，以莫高窟壁画修复为代表的古代壁画及土遗址保护技术与装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还将走出国门，有望应邀对埃及、印度、马来西亚等地古代壁画及土遗址进行修复。

　　“我们尽可能完整、真实地将它传给后代” 

　　敦煌名气越来越响，每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文物保护承受着巨大压力。旅游给莫高窟带来利益的同时，自然界和人为的损害也在悄悄进行着。敦煌研究院的专业人员曾将1908年、上世纪40年代、最近的照片与洞窟文物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显示，壁画在衰变。

　　第156窟前室北壁曾有墨书的《莫高窟记》，专业人员在上个世纪60年代抄录时还清晰可见，现在它已经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第3窟东壁的“施财观音”，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清晰，如今已经漫漶不清了；

　　第259窟是北魏时期雕凿的，其中的一尊彩塑面露含蓄、迷人的微笑，曾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有人把它的微笑比作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而实际上它的创作年代比《蒙娜丽莎》早了近千年。就是这尊彩塑，膝盖部分的泥土已经剥落，草坯也露出来了。它的微笑还能保持多久，谁也不敢断定；

　　第285窟中有一块题记，记载了洞窟的开凿年代，是莫高窟最早的明确纪年，极为珍贵，但现在这块题记中有一半文字已经消失。类似这样的衰变，在很多洞窟的彩塑、壁画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敦煌就像一个人，有生也有死。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使它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尽可能完整、真实地传给子孙后代。”这是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敦煌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汪万福博士不容回避的难题：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的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以泥草为主要材料制成的敦煌

　　莫高窟壁画，能以较好的面貌保存千余年，已是不小的奇迹。千年来风沙的侵蚀、雨水的渗入，加剧了石窟的衰败，随着自然、人为破坏的加剧，莫高窟崖体侵蚀、洞窟坍塌、塑像断裂、壁画脱落问题日益突出。为了保护“国宝”，文物保护技术专业人员正进行着富有成效地治理。

　　“敦煌研究院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敦煌石窟保护研究机构，承担着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壁画彩塑的保护和科研任务，兼顾敦煌境内的如玉门关、阳关、河仓城等土遗址的保护。”作为多年的专业文保工作者汪万福博士介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和国家对文物保护力度的逐步加大，敦煌研究院自身客观上需要一个专门的部门来承担对已有的文物保护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为此，1999年成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开展壁画、塑像修复，土遗址保护加固及文物修复材料的开发研究、技术咨询等工作，把文物保护和文物保护材料技术研发推向市场。

　　“交河故城二期列十大文物维修工程榜首”

　　照片上，交河故城内两面距今2000多年的土墙，从外表看没有明显差异，文物保护人员在墙上各浇半瓶水，然后用手指在湿透的墙面上各搓了几下，其中一次沾满了泥土，另一次却没沾上一点泥。

　　这不是魔术，而是现代高科技修复手段在其中一面墙上的“美容”成果。而保护交河故城仅仅做“美容”是不够的，缠“绷带”，植“筋骨”……文物保护人员运用多项现代技术为这座地球上最完美的废墟“延年益寿”。

　　交河故城曾像一个“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病人”让人担忧，现在，文物保护专家认为这名病人已从“抢救室进入留观室”。

　　2011年6月中旬，在揭晓的2010年度十大文物维修工程中，国家投资2150万元的吐鲁番交河故城二期维修抢险加固工程，荣登榜首。这项工程在2010年底以超过99分的高分满分100分通过专家组竣工验收。2010年度十大文物维修工程是中国文物报——《保护科学周刊》邀请国内多位专家，从竣工的文物保护维修工程中评选出的，这也是国内首次以文物修复工程为主题的评选。

　　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作为“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抢救保护工程计划”启动后的第一项大工程，也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土遗址加固工程。这处距今2000多年的遗址曾经就像“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病人”，土黄色是它周身唯一的色彩，其柳叶形的身躯上，留下的只有一截又一截断墙残壁，在大漠中兀立。

　　“为了保护交河故城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保护人员采用PS(高模数硅酸钾)表面防风化技术为其‘美容’。根据不同的风化厚度和特点，分别采用喷洒渗透和滴渗工艺，前者就像给墙体做了回高品质‘面膜’，后者像给墙体‘打点滴’，注射‘护理液’，‘美容’后墙体对风蚀和雨水的抗力是自然状态下的5至10倍。”汪万福介绍，当时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就是由他的前辈、原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我国第一位文物保护学博士李最雄研究员作为总负责人来实施的。

　　当时，在修复工程中，他们还采用了一项楠竹加筋复合锚杆专利技术，是将“人工骨架”植入遗址容易坍塌的崖体和文物本体之内为其强筋健骨。如果使用透视仪器探测，可以看到遗址内有2000多根“人工骨架”支撑着故城日益衰老的躯体。

　　此外，交河故城二期工程中还首次引进新的加固材料碳纤维布，给摇摇欲坠、裂开大口的危崖缠“绷带”，最终促使开裂的“伤口愈合。同时，交河故城的抢险加固工程在坚持“最小干预、最大兼容”和“不改变遗址原状”原则下，最大限度地将遗存的文化信息保留下来，为后人进一步研究交河故城创造了条件。

　　“匠心独运妙手回春，金石画图焕然一新” 

　　“2004年6月15日，甘肃日报头版一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惠及四方》消息引起全国文物保护部门的关注：从西藏布达拉宫传来喜讯，由敦煌研究院承担的西藏三大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壁画保护维修工程，已完成1000平方米壁画的保护维修任务，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聊起文保中心最早的辉煌，汪万福博士对于前辈们的努力由衷佩服，这也是敦煌研究院创新机制，将所拥有的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和技术推向市场、服务社会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当时，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已顺利完成敦煌石窟中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部分洞窟壁画、彩塑修复和古塔的整体搬迁，完成了甘肃敦煌玉门关、河仓城，甘肃安西锁阳城角墩，宁夏银川西夏陵三号陵，河南三门峡虢国墓车马坑等土遗址保护加固，及浙江温州博物馆宋代塑像复原等多处文物保护修复加固任务，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我们对壁画修复的原则是‘最小干预、最大兼容’，最大限度地保存壁画原有的历史信息，延续壁画的生命力。”汪万福博士介绍说，壁画是一种不可再生文物，由于自然、人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加强保护显得尤为重要，“每当看到壁画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病害，心里就非常着急，想用尽一切办法挽救这些文物，延长它们的寿命。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遗产，是祖国的文化。”

　　“如果不是亲临其境，你感受不到我们工作人员的艰辛；如果不在现场观察，你体会不到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精神。”谈起壁画修复中的辛苦，汪万福眼中满是佩服。今年7月，敦煌研究院纪新民书记赴青海玉树州藏娘佛塔及桑周寺慰问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随时塌方的崎岖山路，荒无人烟的艰苦环境，物资匮乏、交通、通讯不便的条件……映入眼帘的种种让随行人员感到震撼。

　　藏娘佛塔及桑周寺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仲达乡治西40公里处的通天河南岸，号称世界三大藏传佛教佛塔，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4.14”玉树地震中，藏娘佛塔及桑周寺建筑等附属文物均存在残损，2012年5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入驻玉树。

　　“玉树州藏娘佛塔及桑周寺地处海拔42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腹地，暖季短促、降雨集中、辐射强烈、气候复杂、环境恶劣，属于典型的高原气候。”汪万福介绍，地处偏僻，山路崎岖，无电、无网络信号，食品物资须从几十公里以外的称多县城购买，且道路狭窄、仅容一辆小车勉强通过，道路两边一边是通天河、一边是随时可能滑坡的岩体，地震使得藏娘佛塔及桑周寺和小经堂的部分壁画遭到粉碎性的破坏，修复难度增大，修复时间加长。当时，文保中心技术人员就是在克服长期离家、高寒缺氧、生活不便、施工条件差等诸多困难下保证工程修复工作。

　　全国文保博士

　　敦煌研究院占三分之一

　　“眼下，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科研投入大幅提高，让我们这些从事文物保护的科技人员倍感振奋。”谈到这些经历，汪万福感触最深的是，在大幅投入下，文保中心专业人员将国际壁画保护领域的最新技术，特别是先进的理念带回了敦煌。

　　他颇有所感地说，我们在文物保护理念上往往有许多误区，尤其体现在一些基本观念上，比如什么是遗产？其价值在哪里？应该如何保护？要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具备科技、人文、艺术各方面学科的综合能力，需要有非同一般的目光，这是文物本身价值的多重性，多内涵、多侧面所决定的。

　　由此，对外、对内开放与合作是全面而持久的：先后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及国内兰州大学、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并开展相关领域的合作研究。

　　在同国内外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合作的过程中，文保中心系统地研究莫高窟环境地质、壁画结构及工艺、颜料成分、各种病害产生的机理及治理方法。在莫高窟崖顶建立化学、生物和工程措施三位一体的防风固沙综合体系。研究开发了适宜于西北干燥地区砂砾岩石窟表面防风化PS材料及崖体裂隙灌浆加固PS-C、PS-F灌浆材料。设计和制作了一系列壁画保护修复工具，如脚手架，壁板，支顶架，不同种类和型号的修复刀，专用注射器，脱盐保护笔等，发展和完善了不同病害如空鼓、酥碱、起甲等的修复工艺。

　　也许，正是比较早地与世界文物保护先进国家的频繁合作，使得甘肃文保工作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从落伍的状态赶了上来，以至有日本专家不无谦辞地说，现在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了

　　可以说，敦煌甚幸，有这样一群人！

　　在莫高窟，一年大部分时间文保工作者都奔赴在边远艰苦地区的文物保护现场，就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的文物工作者在主要担负敦煌石窟保护重任的基础上，还承担服务西北乃至全国的石窟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莫高窟人的 “坚守、奉献、严谨、忘我”的精神。

　　闲聊中汪万福自豪地说，全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博士敦煌研究院就有占了近三分之一。敦煌研究院具有高、中级职称的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员20余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科研技术人员13人，能够承担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的技术人员70余人，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数的93%。也许是因为敦煌奇迹的出现，就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或许在季羡林先生眼中这世间独有的文化圣地，具有无形而巨大的感召力，无论如何，事实证明了敦煌保护者们具有着开放的心态和合作的精神。

　　特别感谢敦煌研究院给予此稿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