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高等学堂（又称甘肃高等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是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培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人才的学堂，在刘光蕡、刘尔炘等名师的辛勤教育下，那些昔日研习八股文、试帖诗，一心想金榜题名的士子，尽情吸纳新知，视野突然开阔，爱国思想倍增，他们毕业后成为甘肃除旧布新的重要社会力量。
奉“新政”开办甘肃文高等学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痛定思痛，慈禧太后于次年，以光绪帝名义颁发“预约变法”上谕，揭开清末“新政”序幕，陆续出台停科举、废书院、兴学堂等改革方案，使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道路上迈进。
地处边陲的甘肃也不例外，陕甘总督崧蕃设立甘肃省大学堂、甘肃省武备学堂，继任总督升允设立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兰州府中学堂、求古学堂、甘肃省优级学堂、甘肃省农林学堂、甘肃省矿物学堂、甘肃法政学堂，尚有电报学堂、皋兰县高等小学堂、兰州织呢艺徒学堂、兰州仵作学堂、甘肃省高等巡警学堂等，皆在兰州城区。这些雨后春笋般的新式学堂，给一千多年的古城带来新气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甘肃文高等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廷诏令各省创办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创办中学堂，各县创办小学堂。陕甘总督崧蕃任命候补知府杨增新为提调，创办甘肃大学堂，并令杨增新先赴北京、天津及东南各省考察创办大学堂的情况，将大学堂校园的建筑、教学、管理等情况，一一笔记，返回后仿照办理。顺便在北京聘请俄文、法文、日本文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清廷又诏令各省缓办大学堂，将各省筹办大学堂的款项提交朝廷，以合力创办京师大学堂，因此，甘肃大学堂改为甘肃文高等学堂。文高等学堂的学制，介于大学堂与中学堂之间，约略等同于民国初期的专门学校。
杨增新等人一边建校，一边招生开学。崧蕃聘请陕西咸阳刘光蕡为总教习，刘与陕西籍教习住在兰山书院，先招收的20多名学生，则在甘肃举院外供给所及官庭两个小院上学、住宿。
刘光蕡（1843年-1903年），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人。举人，会试不中，便以张载所言“孰能少留意于科举，相从于尧舜之间”自励，绝意仕途，倡导废八股，习算术，立新学，举实业，培养新型人才，与康梁变法运动相呼应，称“南康北刘”,任味经书院、崇实书院山长，讲求实学，培养实用人才。戊戌变法失败后，陕西巡抚解聘刘光蕡的崇实书院山长，刘退居礼泉县九山下的烟霞草堂继续讲学。着有《立政臆解》《学记臆解》《大学古义》《孝经本义》《论语时习语》《烟霞草堂文集》等。
刘光蕡是维新派北方的领军人物，四川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相继礼聘总教习，他婉拒了各方面条件优越的四川的聘书，却接受了甘肃的聘书。其中的缘由是，甘肃“居陕西上游，俄人虽得旅顺，不能逞志于黄海，必将转而逞志西北，盖海战俄不如英也，陕甘之患近在眉睫。”沙俄虎视眈眈，觊觎西北，先是新疆，接下来就是陕甘。面对如此危局，刘光蕡选择了甘肃的聘书，目的就是为甘肃培养有个性、有才能、爱国报国的人才，协同陕西士人，共御外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陕甘总督崧蕃派礼泉县唐知县给刘光蕡送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聘书及路费，刘欣然接受，并复信崧蕃，陈述办学理念：“时事艰危，需材亟孔，朝廷整顿学术，别颁教规。挑入学堂肄业，必皆少年。成材须在十年，而凡耆宿、硕儒，又各揶揄于后，则后生小子皆狐疑，心无定见，学必多歧，恐十年仍不得可用之材，则辜负设学之苦心矣。窃拟大学堂先设一延宾馆，一面挑选肄业之士，一面博采全省齿德隆重、名望夙着者三四十人，集聚其中，讲论教育之法。制军为主，数日一临，蕡为支宾，时参末议。不过三月，此三四十人，必皆晓然于朝廷改变学校之用意所在，俾归其乡，倡办中、小及蒙学堂，既去阻力，兼获多助，所费无多，不期年而乐育之怀，可晓然于全省矣！”
废书院，兴学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却为多数人不理解，尤其是各府州县的耆宿、硕儒，尤为不理解，时而嘲笑，进而阻挠，致使青少年狐疑不止，兴学堂之事遇到巨大阻力。为此刘光蕡建议在甘肃大学堂临时先设延宾馆，选代表人物三四十人，其中有学生，也有全省各地的德高望重的绅士，集中馆内，讨论兴学堂的问题。提议陕甘总督崧蕃为主人，刘光蕡本人接待来宾，并参与讨论。这样研讨不足三个月，来宾皆能了解朝廷改变教育制度的用意，获得兴学堂的共识，他们回到地方，必能协助地方官兴办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延宾馆究竟设立与否，史料并无记载。然而自此以后，全省各级各类学堂得以顺利兴办，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与陕甘总督崧蕃等高官听取刘光蕡的建议不无关系。
甘肃文高等学堂校址选在一处旧军营，位于兰州小稍门外畅家巷的为前路后营旧址。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就利用这些旧军营，建为兰州织呢局，自东向西排列，分为东、中、西3厂，后因经营不善，织呢局不景气，时停时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将东厂建为甘肃文高等学堂，次年将西厂建为甘肃武备学堂，中厂为惨淡经营的兰州织呢局。甘肃文高等学堂校舍内建图书楼1座，斋舍3院、教室6座、理化教室1座。学生分别住在斋舍的东、南、北三院里，后来学生增多，一部分住到武备学堂的一所单院中。
新校舍建成，学生迁入，在这里上学。学堂设提调1员，总办（后改为监督）1员，副办1员，总教习1员，教习若干员，监堂、文案、庶务、会计、管书各1员。另雇听事1员，掌管上下课打梆子，转送师生间的文件；斋夫3员，每斋1员，打扫学生宿舍，提送开水，代学生外出购买零用物件。学堂经费每月支银5000多两。
甘肃文高等学堂的学生有100多人，来源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以生员资格报考的，有廪生、增生、附生等；第二部分是癸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科乡试荐卷而未取为举人者；第三部分是由各县保送的生员；第四部分是癸卯科举人。从学生的籍贯说，主要是甘肃省（今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的，新疆省只有4名。从年龄来说，最大的天水人郭士林、新疆人解林，都超过40岁。年龄最小的有陇西人王天柱、秦安人王守模，只有十六七岁。多数学生在二三十岁之间。
维新变法领袖担纲首任总教习
甘肃文高等学堂的课程设有经学、历代学案、史学（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外文（分为英文、法文、俄文、日文）、理化、教育心理、数学（分为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博物、体操、法制、兵学、机械、图画、万国公法、修身等。学生用六年时间，学完这些庞杂的课程，外文要专修一门，兼修一门。
经学先由总教习刘光蕡讲授，后由总教习刘尔炘讲授经学、修身，并根据《梅氏丛书》《数理精蕴》为依据，不定期讲授数学。中国历史由兰州进士孙尚仁、镇原举人慕寿祺分别讲授。外国历史由兰州举人史廷琥讲授。地理由副办、同盟会员、长沙人易抱一讲授。法文由双弗讲授。俄文、日文由山西祁县举人、北京同文馆毕业的阎澍恩讲授。英文由钟世瑞讲授。万国公法由副办张某讲授。日本教习梅村次修讲授博物，高桥吉造讲授理化，岗岛诱讲授教育心理学。梅村次修、岗岛诱认识汉字，不会说汉语，讲课时又无翻译人员，就在黑板上板书汉字讲义。岗岛诱则用日语讲一段讲义，然后翻译成汉语，板书在黑板上书法整齐，文理通顺，学生们评价很高。而高桥吉造讲课时，由日本留学生范恒同步翻译。法文、俄文难度大，只有一二十个年纪轻的选修。大多数学生，年龄偏大，就选修英文、日文。外文、数学课，上课不分班，其他课程则分班上课。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五后，刘光蕡携夫人和二子，以及学生魏之杰、王章一行风尘仆仆西行，二月二十后抵达兰州，受到崧蕃等官员的盛情接待。刘光蕡立即为甘肃文高等学堂制定章程规则，首先制定《功课提要》：“学堂课程，每日时刻，华文仅三点钟，非轻华文也。以诸君身列庠序，皆读书习文，此时华文不过温习，而西文则全未寓目，时势又迫，不能不略重西文也。温习华文，当专重经史。”从课程的时间安排上，侧重西文，即外文与西方的科学知识，而华文即经史，只安排三个小时，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学”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为“中体”服务。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总结洋务实践的口号。
“专重经史”分为温经与阅史两部分。温经有四项：即伦理、政治、文辞、习字，都要阅读《书经》，每天不超过五千字，笔记疑问及心得。伦理既要学习中国传统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道德关系，又要学习新伦理“四对”,即对己身、对家族、人群、国家。何以研习新旧伦理道德呢？刘光蕡说：“吾中国有伦理而无政治，尊君以文而不以心，君民之间，情不结以同胞宗子，义不联以师友主宾，群无首而涣散乖离，人方以我无伦理而野蛮我、禽兽我，而敢望与人友？故吾辈今日读书，当注意伦理以修政治始。盖必吾有君而后，人心群于一，以修政治，人自不敢侮我、詈我，而引以为友矣。故伦理为主政之源，政治即修伦理之道。”文辞与字则是表达伦理与政治的工具，因此两者不可废弃。习字要以快为主，曾文正公曾说：“人须日书二万字，方能足用。”这是他在行军作战中的阅历，值得学生仿效。习字时必须讲求形声，形的认知，需要研习《说文解字》，声的学习则要研究音韵学。
阅史分为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两项，都要阅读《通鉴辑览》，每天读五页，笔记疑问和心得。刘光蕡为学生开出的书目有《东华录》《满汉名臣传》《圣武记》，以了解本朝的兴衰治乱；《十朝圣训》《皇朝三通》《经世文编》，以了解本朝的法制。他认为，读各朝史，要思考、分析该朝的风俗、人才、国势，研究这三点，该朝的兴衰可以预定。典章制度涵盖面广，除天文、历算归入算学外，地域、官制、财赋、兵刑、农田、水利、物产、学校、选举、边防、外交等，均须留心，并与现实情事相比较，方能有益。同时还要阅读报章杂志，研读各国历史及其典章制度之书，获益将百倍于旧史。
刘光蕡在《功课提要》最后，勉励学生：“以上各类，诸君自谅精力，能兼若干门，则专精于此数门，他则涉猎而已。”对于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试帖诗、策论的甘肃士子来说，《功课提要》打通古今中外，以经世致用为要务，不啻黑暗的闪电惊雷，使他们眼界大开，知道了学新知、救国家的途径。
文高等学堂沿袭书院膏火银制度，本科学生每月可领津贴二两四钱银子。每月由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甘肃按察使轮流出题月考，成绩优秀的，可得奖金一二两或几百文麻钱。还有“贴堂”制度，选取学生的好文章，贴在讲堂上，供学生欣赏。有个叫侯垣的天水学生文章做得好，经常贴堂。教习还将学生关于经学的心得、见解，见解新颖的史论，批改后令学生誊清，再送教习，积攒到相当篇幅，排印为《经学日记》《史学日记》，分赠或销往全省各府州县，供各级学堂的师生观摩。
由于班级越来越多，师资缺口越来越大，文高等学堂遂实行“领班”制度，也就是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高年级学生，为低年级学生上课。如领班赵元贞、王兆麟、张家骙讲授数学，赵学普讲授博物。这些领班每月可得八两银子的代课费。
文高等学堂为所有学生提供数学、外文教科书、图画纸以及钢笔、墨水。其他经学、史学等书籍，均由学生购置。学生穿校服，一律着短装，衣襟及下摆为深色贴边，冬天戴暖帽，夏天戴凉帽，均置铜顶，并剪去辫子。不准吸烟、喝酒。睡热炕，点黑瓷清油灯照明。学生一般自由组团，雇厨师做饭，有的学生为省钱自己做饭。
甘肃文高等学堂除本科外，另设有师范馆和预科。师范馆招收学生数十人，绝大多数为举人、贡生，还有一名进士，他就是静宁人孙云锦。这些学生年龄偏大，一般三十多岁，甚至有四十多岁的，只有兰州举人王鑫润二十六七岁，算是最年轻的学生。贡举进士何以纡尊降贵上师范馆呢？这是因为科举考试废除，他们失去了进一步考取功名、进入仕途的门径，谋生发生了危机，此其一。其二，师范馆学制为一年，毕业后即可派往各府州县开办小学堂，即可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薪水颇为可观。其三，师范馆学生每月还发津贴八两银子，待遇优厚。预科不拘资格，自由报考。
刘光蕡任总教习一个月，就使大学堂走向正规，学风丕变。他每天讲授经学两小时，批阅课卷，还要检查算学课卷。课后召优秀学生交谈，答疑解难。入夏，他的咯血病复发，仍然讲课批卷不停，师生劝他休息，不听。而各方来请益者络绎不绝，他抱病解答或回信。七月初一，忧患时疫，熬至八月十三，终至不起，时年六十一岁。十月，归葬咸阳故里。刘光蕡虽然只当了短短的七个月总教习，但对甘肃文高等学堂设立、运行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用维新思想对于学生的启迪具有启蒙意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甘肃文高等学堂的二十八名学生，出资镌刻《刘古愚先生德教（教思碑）碑》，树立在东稍门外旧大路东口，1980年以前犹在。
刘光蕡的继任者是刘尔炘（1864年-1931年），字又宽，号晓岚，又号果斋，晚号五泉山人，兰州盐场堡人。光绪己丑（十五年，公元1889年）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不谒见权贵，见朝廷腐败，事不可为，遂辞官归里不复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陕甘总督崧蕃礼聘刘尔炘为总教习，一直到文高等学堂结束。讲授经学，先后讲授《尚书》《周易》《诗经》《春秋》。
精英门生的报国情怀
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文高等学堂创办以来，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十四年分两批，共有100多名学生毕业，正科即告结束。预科及宣统元年（1909年）所招一班附中，到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文高等学堂宣告结束。1913年，在原址建成甘肃全省中学堂，几经演变发展，成为今日的兰州一中。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而陕甘总督长庚却集中财力，派甘军攻打陕西民军，拟奉迎宣统帝偏安西北，省城兰州人心惶惶，当局无暇亦无财力支撑文高等学堂，一代名校从此结束。
但是，文高等学堂的学生却在20世纪上半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还要从甘肃文高等学堂悬挂着的刘尔炘撰书的那副楹联说起：“我都是黄帝子孙，俯仰乾坤，何堪回首；你看那白种族类，纵横宇宙，能不警心。”来自全省各州县的士子朝夕寓目，相互激励，刻苦学习，饱览中外书籍，纵观五洲风云，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高涨，毕业生成为甘宁青新政界、教育界的中坚力量。
首先是读经不乏民主思想。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接连反正，清廷被迫致电各省征询国体意见，陕甘总督长庚顽固坚持帝制，具有民主与民族思想的文高等学堂教习慕寿祺、毕业生邓宗、水梓等与省城官绅王之佐等，皆为同盟会员，他们力主共和政体，并力主撤回攻陕甘军，为最后促成甘肃共和做出了努力。
其次是学成之后不忘反哺桑梓。文高等学堂毕业生有的回到各县，兴办学校。有的赴北京深造，个别人留学美国、日本，毕业后，他们返回甘肃献身教育等事业。例如邓宗（京师大学堂毕业）创办了甘肃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兰州三中）、牛载坤（京师测绘学堂毕业）创办了省立工艺学校（兰州理工大学的前身）、赵元贞（京师大学堂毕业，赴美国留学，获冶金学博士）创办了志果中学（今兰州二中）。赵元贞任实业厅长、水梓（京师法政学堂毕业）任教育厅长，推动了经济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甘肃文高等学堂是中国传统书院与近现代学校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为近现代学校甘肃学校的兴办积累了经验，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如何融合做了可贵的探索，它的毕业生服务桑梓，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不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