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城而过的黄河，把兰州分为两半，两岸人民的交往就被这无情的天堑隔断，于是，渴望交流的人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望水兴叹--发展经济离不开桥，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需要桥。桥是流动的音符，是无韵的诗，是飞翔的翅膀，桥把天堑变为通途。中山桥集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为一体，像一道彩虹安然地横卧在波涛翻滚的万里黄河之上，仿佛一尊永恒的塑像，把望水兴叹的怅惘写进了历史。
中山桥就是这样一个音符，这样一首诗，这样一双翅膀，这样一座雕像，这样一道彩虹。“不是雨天龙亦腾”,中山桥就是这样一条龙，它把黄河天堑变为通途，成为当时黄河上游唯一的一座永久性桥梁，成为中原地区通向青海、宁夏、四川、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西部的锁钥。
在中山桥建成前的数千年间，黄河一直是西北地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西交流的一大障碍。自有信史记载以来，兰州人民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对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对促进中原封建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对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乃至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都曾作出过应有的贡献。而且这些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是凭借兰州古“丝绸之路”重镇和西北交通枢纽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兰州地区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英勇斗争建立的，但是由于黄河的阻隔，建立这些功绩所付出的艰辛是超乎寻常的，其所建功绩的程度和范围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战国后期，匈奴人占据黄河兰州段以北地区，由于黄河阻隔，无法继续南下，只得站在黄河北岸，遥望南岸大山高接云天，故而叹称“皋兰”（一说为羌族称呼），从此便有了“皋兰”的名称。西汉时期，兰州在东西交通中已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使西域大道畅通，地方官府曾在兰州辖境黄河沿岸设立官渡十多处，以维持起码交通，但由于没有桥梁，交通十分受限。自西汉开通丝绸之路后，中原和西域的物资交流得到了加强，丝绸的输出和缫丝技术的西传，成为我国古代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兰州作为这条大道上的重镇，道路运输呈现出繁荣景象。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僧侣和从事经济贸易的商贾，据《汉书·张骞传》记载，每“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西域诸地的使者、商贾也源源不绝地经过丝绸之路到中原，或传递使命，或经商，或传教等，活动十分频繁。由西域诸地运往中原的货物以马匹、谷物、水果等农副产品为主，如苜蓿、葡萄、胡桃、胡萝卜等，就是原产于中亚一带后移植到中国的；中原当时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如炼铁技术、掘井法等也传到了中亚各地，曾呈现出信使往返，商贾不断，烟墩相望，交易频繁，运输繁忙的景象。作为交通重镇的兰州，由于黄河的分割，虽然交通繁忙，但因只有渡口而无桥梁，对道路交通的畅达产生了很多不利的影响。
到了隋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东西交流进一步发展。据《资治通鉴》记载，隋代，史部侍郎裴炬任特使到张掖掌管通商事务后，通过调查了解，撰写了《西域图记》，上呈朝廷，引起隋炀帝的极大重视，他亲自召见裴炬，仔细询问西域的真实情况，以作巡视西域的准备。
大业五年（609年）春，隋炀帝率大军西巡，在今大通河和青海乐都间击败吐谷浑伏允可汗，吐谷浑十余万众降隋。此后，隋炀帝继续西进张掖，在张掖以重利诱高昌王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伏路旁谒见，突厥官员被这种盛况所震服，当场表示归属，并献西域数千里土地。隋炀帝在西域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从此，丝绸之路大开，西域与中原商贾的交易物资可直接运到长安、洛阳，或在沿途的张掖、武威、兰州等地成交。据《资治通鉴》卷一八〇、一八一记载，丝绸之路大开后，裴炬在张掖对入境客商提供各种方便，甚至供给沿途费用，鼓励他们到长安经商，结果，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部的商贸物资“皆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西域商贾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迎送”.
唐代，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各种交易、交流进一步发展，到唐代中期，这种交易和交流发展到鼎盛时期。中国华丽的丝绸源源运往西域诸地；西域的珍宝、动物、植物等相继输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此时的兰州，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名城，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枢纽性地带。当时，从长安经兰州入西域的路线基本是从长安出发，多经渭水流域，越陇板（陇山），经成纪、天水、陇西、巉口（今定西县境内）、榆中到兰州，再从兰州渡河西行。唐朝使臣及地方官员多循这条路线进入西域，中原和西域的各种经济、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活动也大多循这条路线进行。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高僧玄奘只身一人，乘关中大旱，长安饥馑，官府准许随丰就食的机会，离开长安，经甘肃天水，到临洮后再沿阿干河谷到兰州，过黄河出金城关西行至河口，再沿庄浪河谷西行去天竺。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唐王朝先后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和弃隶缩赞，两位公主据说也是沿上述路线进入西藏的。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兰州已被吐蕃占据，吐蕃三次遣使向唐王朝议和，双方在长安达成协议，唐承认吐蕃占有河陇，吐蕃许诺不进攻唐境。据史料记载，刘元鼎出使吐蕃时，也是按上述路线行走的，即到兰州后，从位于今河口的“广武梁”过黄河西去。
唐代的中西交流虽然十分活跃，但由于兰州地区黄河的阻隔，这种交流受到极大制约，其中商业物资交流所受的制约就更大，各种物资均要经黄河渡船转运，无法通达，严重限制了货物的运输规模。
北宋时期，宋与西夏为了争夺兰州，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这一时期，由于黄河上没有桥梁，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影响了宋军北进攻击西夏收复黄河以北地区的进程，形成长时间的、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对峙局面。宋绍圣四年（1097年），李宪收复兰州后，大规模进行兰州城防建设，修复金城关，并于关下架设浮桥，便利南北交通，以加强对兰州的防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记载说，绍圣四年“枢密院言，兰州近日修复金城关，系就浮桥，本州地面已是牢固”.可见桥梁对于沟通黄河两岸交通，加强国防何等重要。但这座浮桥主要是为军事需要而建，对黄河南北的其他交通作用不是很大。
北宋末年，兰州和兰州以西地区逐渐纳入西夏版图，由西夏统管，形成宋与西夏的对峙局面。但由于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关系，又产生了以茶马互市为主的交易，南茶北运，北马南行。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朝廷为“通蕃汉贸易……增殖市易于兰州”,并设置了专门管理市场的官员。“茶马互市”的主要内容是将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的茶叶和中原产的手工业品、食盐等运至兰州，除在兰州交易外，一部分经兰州运销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并将西域产的谷物、马匹等经兰州运往中原。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兰州曾设立茶马交易市场，说明兰州当时是北宋“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之一。这种贸易虽然十分活跃，但仍然由于黄河天堑的缘故，规模不是很大。
明代在白塔山下架设浮桥后，黄河两岸交通有了很大改善。明朝徐兰的《镇远桥记》说：“嗟夫，大河沄沄，天险莫逾。舟梁横亘，径接康衢。栋宇翚飞，照耀丹碧。雉堞环缭，隐约蔽亏。诚边徼之要津，千古之伟观也。”
但浮桥毕竟是浮桥，它的荷载能力和交通能力都比较低，虽然连通了黄河两岸，但还达不到通途的水平，而且不方便，也很不安全，除冬拆春建费工费力外，还经常被洪水冲坏。
浮桥自建成后，被河水冲断的事经常发生，行人极不安全。此外，浮桥的维护费用也是相当高的。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说：“镇远桥重建需银2900两，而岁修需银400两，约为造价的七分之一。……所以浮桥建成后，平均的维护费是相当高的。……浮桥经常的维修养护费用，除了舟船、桥架、桥板的维护需要外，还有缆索的维护，需要准备草、竹、棕、麻等材料。……例如镇远桥，每年就需用麻缆1000斤，草缆15000斤，数量很大。另外，为修两岸码头，又需土1200车，石料300车。”
清陕甘总督升允撰写的《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也说：“（浮桥）入冬冰至桥拆，则又召舟以渡。迨腊月河冰坚凝，改由冰上行走，土人谓之至冰桥。开春冻解冰消，复建造浮桥如初。顾浮桥当夏水盛涨，时或中断，冬水冲击亦辄断，断必溺人。而冰桥将开将结之时，人马车辆之失陷者尤伙，病涉戕生，咸兹永叹者。”
从上述可见，浮桥虽然连通了黄河两岸，但不是全年连通，而是春、夏、秋三季连通。即使春、夏、秋三季，也不是没有中断，而是在夏秋时经常被洪水冲断造成人畜溺陷。因而，浮桥的建成虽对黄河两岸交通和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国防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连通和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时断时续，从严格意义上讲，还谈不上是通途。
兰州黄河铁桥是一座永久性桥梁，它的荷载能力、交通通过量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大的了，而且连续使用了百余年。它的建成，才算真正地把兰州黄河天堑变成了通途。
据《百年中山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