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玺印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大厦中最具华夏特色的一个窗口。中国玺印不仅以独特的造型和精妙的雕技而备受人们喜爱，而且与魅力无穷的汉字书法相映成趣，从而获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曾经有人认为，中国玺印源于古巴比伦苏美尔时期出现的陶制圆筒式印章。这是一种浮浅的猜想。从形制与内涵两方面看，中国艇印与苏美尔陶印筒不存在同源关系--首先，中国古代玺印从一开始便是立戳式，印身为一立体，印面为一平面，用印时白上而下施力，独章压盖而成印文；而苏美尔印章是滚筒式。印身为放倒的圆筒，简体圆周即为印面，用印时滚动圆筒而成印文，如在软泥板上使用，可滚压出一条图案延续不断的印痕带。更关键的是，中国玺印虽也有所谓“生肖印”,但那只是玺印文化中后起的一个分支，且为数不多；中国玺印的主流一直是以汉字作印面，内容是族名、官爵、私人名号，偶然也有刻吉语格言的。也就是说，中国玺印其有鲜明的社会实用功能，它是政权机构、家族以及个人职责、权力或身份的同定文宁标志。《周札地官·司市》日：“凡通货贿，出玺节出入之。”郑玄注云：“玺节者，令之印章也。”这里玺印用作进出货物的检验凭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武子取得卞邑后，派公冶去向鲁君汇报，公冶起程不久武子叉“玺书追而与之”.这里的“玺书”即加盖了季武子印章的文书。《韩非子·外储说》裁西门豹为邺令。因清明刚正而遭同僚攻击，魏文侯不察而“收其玺”此玺无疑即邺令之官印。以上都是先秦政务使用玺印的明例，而苏美尔印章则不同，其内容比较复杂，其中虽也有反映所有权的文字，但主体纹样是表达某种观念和思想的图像画面，并不具备标志职责、权限和身份的社会功能。此外，苏美尔印章均为陶质，而中国玺印尽管缘起也与制陶工艺中的纹饰压印有关，但到其备玺印功能的形态出现时，已经是青铜质地。我国有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化。早在商初，我们的祖先已能铸造各种形态精绝、纹饰华美的青铜礼器。制作青铜印玺可谓小菜一碟。青铜材料并不难得，且易于冶铸，可随意造形，成形后又质坚耐磨，光彩悦目，故以青铜为玺印质材。乃当时的最佳选择。可以说，中国古代卓越的青铜冶炼技艺，为玺印制作培育了沃土：而中国青铜器独有的铭文传统，又为玺印文风字态开拓了纵横驰骋的天地。
目前所知，我国存世最早的玺印，是现藏于台湾的三枚商印。两枚印文为族名，另一枚文义不明。其形制与工艺，皆已相当成熟。最早的“玺”字含土旁，显示了雏形期玺印与制陶工艺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后来玺字定型化为“铢”,从金，说明青铜工艺造就丁玺印的规范形态；至于玺字的弃金从玉，那是崇玉观念大盛于世，玺印政治化色彩已极其浓重的时代现象。具体地说，那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高度强调中央集权的产物。他规定，皇帝印章乃最高权力的象征，应以玉为之，称玺；而其他印章，不论官、私，皆不能用玉，亦不许称玺，只能称“印”.自那以后，才又出现了从玉的“玺”字，“印”也便成为除帝玺之外的玺印通称。“印”字在甲骨文中为以手下按使人跪之形，本义为下压。用以称玺，邮采此义。帝王之玺后来又称“宝”.始于唐代女皇武则天。她忌讳玺字读音近于“死”,下令改称“宝”.帝玺称宝之制一直沿用至清代。至于“章”宁，可上溯至西汉武帝时，那时社会朝野崇奉五行说，在政治思想上宣扬汉为“土德”,数字尚五，故规定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等高级官员的公印律采用五字格式（这之前多用四字格，如“某某之印”.因此须在印字后再附加一“章”字，于是“印章”连称的新款识便渐渐流行开来，今天我们仍在习用这一词语。
我国古代玺印，一般说来可分如下四大类：一、官爵类。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军政机构及其从属部门的公章，各级王侯贵族的爵位衔称及各民族的首领称号。商周时代的族名、族徽，亦应归于此类。二、名号类。私人姓氏、名字、别号、乃至店名、堂号、室称，皆属此类，为玺印中数量最多者。三、吉语类。较早的内容只是一些富贵多寿、子孙昌盛之类的祥瑞词语后来发展到采用格言警句或直接从文学作品中取名言佳句，目的在于体现印主的品格情趣和精神境界。这类印始于战国而大盛于清，风气趟至当代文化界。四、生肖类。即用民间传统属相所托的十二种动物形象，作为治印题材，以生动多姿形神俱佳见长。这后两类玺印，已摆脱了中国玺印具有的社会基本功能向纯篆刻艺术方向发展，已远离玺印的主流。
中国玺印虽由青铜文化孕育而成，并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以青铜质材为大宗；但发展演变过程中，质材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除铜之外，玉、盒、银、铁、陶、木、骨、角、石等皆可治印。明代以后由于许多优质石材渐被认识，它们的品件性极适宜于雕琢，故以名石作印章的风气大开，石质章很快便成为印材的主流。但官印仍取铜质的传统至清末世。说到形制，从印面看，官印较单纯，一般均为方形或长方形；而私印则瘦化甚多除方形、长方彤者外，圆形、椭圆形、菱形、多边形、花瓣形、葫芦形、星形，乃至随着作面的任意形，均可见到印章形制的繁纷多样，主要还是表现在印钮上。早在战国时期，即已有鼻钮、柱钮、覆斗钮亭钮、楔彤钮、辟邪钮、人形钮、兽头钮等多种样式，到汉代又出现覆瓦钮、提粱钮、古钱钮等新形式，特别是用动物形象如龙、虎、龟、鹿、驼、盘螭、象、蛙、鸟等作印钮的风习，极为盛行，堪称集印钮形制之大成，明代以后，因玉、石已成章材之主体，雕工技艺得以充分发挥，故出现了以兽畜鸟虫、花草叶卉、山水人物为题材的各种浅浮雕和镂空雕印钮，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把玺印的钮饰艺术发展到了极致。
玺印是议字书法的特殊载体上自甲、金、箍、篆，下至隶、楷，行、草，所有的汉字书体流派，均能在玺印文面上窥其身影风姿。玺印文字艺术以汉字书法功力为基础，但又有自已独特的款式变化规律和章法布局情趣，尤其是因镌刻刀工手法不同而形成的万千风韵。庄重处安若泰山，锋劲处势如岩电，圆润时行云流水，疏朗时月明风清，或豪迈磅礴，或柔丽秀雅，出神入化，各具风姿。玺印镌刻在汉字书法领域中，开拓了另一片境界隽永的艺术天地，这也是令历代玺印收藏家和爱好者为之醉心的重要因素。
甘肃省处于古丝绸之路的中心段位，曾长时期发挥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甘肃地区民族状况极其复杂，是验证历代封建王朝能否处理好民族关系、稳定西北局势的敏感地域。自两汉以来，甘肃军政一直被置于特殊管理之下；直到明清时代，甘肃的边政防务仍备受中央政府的关注。由于以上背景甘肃境内历史上曾经是盛邑相望，文士辈出，良臣名将，时露峥嵘。因此，崇尚印趣的文化风习，不可能不在甘肃留下实物迹存。从目前所知甘肃文博界收藏的吉代玺印来看，虽算不上皇皇巨观，却也堪称琳琅满目，精品纷呈。而且，其中有许多印玺，性质和风格都颇具地域特色，在中原及江南地区难以见到。如数量较多的秦印和与边域防务有关的军政官印。值得特别提及的，如汉晋时代封建王朝授予羌、氐部族首领的王、侯金印，明代中央政府颁赐给藏传佛教高僧的象牙印，均为玺印世界中的珍稀之宝。据《陇上藏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