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

　　“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甘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但习惯上，平凉把上新疆称“走西口”.以嘉峪关作为标志，新疆人对内地称呼为口里，甘肃、宁夏人把新疆南北路称为口外。

　　三次集中“走西口”

　　平凉是陇东回族居住地，在历史上，居住在平凉的回族群众，有行动。第一次是清代乾隆、同治年间。乾隆三十六年，清政府以“屯垦戍边”为由，将陕甘回族集体迁徙新疆，据当时户口统计，甘肃迁居迪化乌鲁木齐者有2万。这其中有不少平凉的回族群众，他们被安置在天山脚下“屯田”.同治年间陕甘回族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制定了歧视性的迁徙政策，“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令觅……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见《左公囊公全集》卷41.此时，大批回族群众被迁新疆。平凉回族大多安置在吐鲁番、昌吉和伊犁地区。据《中国回族社会经济》调查：“吐鲁番的回族经营菜园和小饭馆、且兼营商贩。他们大多数是清代起义失败后从陕甘宁去的，种的蔬菜比当地农民要多、要好。”

　　第二次大规模“走西口”是1950年至1964年。解放初期，特别是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大量回族群众背井离乡“走西口”.据人口普查资料反映，静宁县1952年回族人口7000多人，到1964年不足1000人。这除了有回族人口较多的2个乡划归宁夏外，大部分在1958年至1961年前往新疆。崆峒区1950年至1964年人口迁出远远大于迁入，净迁移人口为负2169人，年均负144人。其中1961和1962年分别为负3279人和负4838人。

　　第三次是包产到户后的1981年至1985年。农民脱离了生产队的严格管理，新疆也不再遣返“盲流”.一些回族群众去新疆投亲靠友。以崆峒区为例，这一时期，年平均迁出1648人，其中1983年为4185人。

　　大量的陇原人“走西口”,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建设。特别是以马良骏阿訇为代表的宗教上层人士入疆，促进了边疆民族团结。马良骏阿訇是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清末在平凉清真寺任教长，设帐讲学。1913年起，他受聘至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等地清真寺任教长，主持新疆经堂教育近40年，被各族穆斯林公推为全疆寺坊总教长。1940年被盛世才以“阴谋暴动”罪名入狱4年。后对新疆和平解放、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做过有益工作。着译有《大杂学》、《伊犁图考》、《考证回教历史》等。他自幼好学，博学多才，一生拥护和平，注重民族团结，是新疆宗教界的一位爱国知名人士。平凉籍新疆人的后裔，一部分成为新疆建设兵团的生力军。目前，在新疆设有“新疆甘肃企业联合会”商会，“甘肃在新疆人才发展联谊会”.在新疆的甘肃人还成立了情系陇原QQ群。

　　为何要“走西口”

　　“走西口”,就是走平凉以西的地方，或兰州、或西宁、或新疆等一些大小城市。那么平凉人走西口干什么去？就是为了生计，到这些地方挣钱糊口和养活家人。都是穷困生活所迫的缘故。

　　甘肃省着名关陇文化研究学者王知三先生，向记者讲述了当年“走西口”的各种形式，及静宁人和王知三先生的亲人在那个时候是如何踏上“走西口”这条大路的原委。

　　平凉人“走西口”,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军旅“走西口”,明、清、国民时期，平凉人投军吃粮后，国家军队调防，或因战事，大批的军队进驻西部地方。他们中有的人解甲归田后，因为回家的路途遥远，他们便就地谋生，和当地女子结婚，生儿育女，就长期住了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部队中“走西口”的这种形式并没有结束，平凉人参军后，在西口从戎多年，转业后也就留在西宁、新疆，成了“西域”人了。这种 “走西口”的形式很普遍。例如静宁人李庆芬，他便是从戎国民党军队，后来就留在了西宁，成了西宁人。王知三告诉记者，他的一位姐姐的二公公，也是随国民党部队进了新疆，后来新疆解放，部队投诚，改编为农垦编制，他也随之成了农垦战士，一直工作在新疆，直到去世。

　　二是个体“走西口”.由于家境贫困，或者家乡发生天灾人祸，或触犯国家法律，他们在原来的生活地无法生存下去，于是背井离乡，去西口逃荒、躲难、避罪。以这种形式“走西口”的平凉人也有相当的数量。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平凉人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就举家逃到新疆去谋求生活，留一条活命。

　　对于这种个体“走西口”的情况，王知三深有体会。王知三告诉记者，其亲堂哥哥王熊章（三伯父的儿子）在1959年，因为家乡遇到饥荒，只身一人走了“西口”,到了新疆，饱尝人间艰辛。后来，在农九师165团站住了脚，在第五连当了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后来他才把妻子和儿女带到了额敏县的达因苏连队，全家团聚。现在，王熊章全家在新疆的人口多至20口人，他们生活的很幸福，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温暖的家庭。

　　不仅如此，王知三自己也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走西口”历程。1969年9月，王知三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的政治背景，找不到工作，在村里很难生活下去，就打算去“西口”找哥哥王熊章，想谋求个生活的方式。记者在王知三文集《世事心语》一书中，看到其在1970年8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的故乡，我亲爱的母亲，当你们还熟睡的时候，您的儿子已踏上去边疆的遥遥路程。我愿在新疆受苦受累，愿在新疆安家落户，一辈子愿在边疆生活工作。”在去新疆的半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王知三又重新回到了故乡静宁。

　　三是弃农经商“走西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他们弃农经商，也“走西口”.据王知三在庄浪县通化乡新庄村的调查发现，这个村子里去了新疆的就有30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整家搬迁。在70年代初，新庄社有4户人家全部都搬到了新疆去落户。

　　四是国家犯人“走西口”.明清、国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几百年时间，国家一批批罪犯，被解压到新疆、青海等地去，进行劳动改造。平凉触犯国家法律的人，也有相当数量的罪犯，被押解新疆，到荒无人烟的沙漠腹地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大多都就业在当地的农场，成为国家新型公民。以这种方式去西口的人在平凉占有一定数量。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