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的吉光片羽中记录的是泱泱中华文明对世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简牍中蕴含、保留、书写、叙述了辉煌中华两千多年前在丝绸之路上的动人故事、真实事件、智慧光芒。新时代，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就需要挖掘简牍资源，探究书写于简牍之上的文化密码，用它阐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　　

　　

　　什么是简牍　　

　　

　　

　　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中国古人最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之一。一般来说，以竹制的称为“简”，以木制的称为“牍”；或细条形的称简（简札），方形的称牍（方牍），简和牍合称作“简牍”。人们因地制宜，南方地区盛产竹，故简牍多为竹质，西北地区因为竹稀少，人们就多以松、胡杨和红柳等制作简牍。简牍一般出土于长城烽隧遗址、墓葬和废弃水井。

　　

　　

　　阳朔二年传车亶舆簿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殷商就出现了简牍。只不过时代久远，这些竹简木牍没有被保存下来。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兴盛期，除金石外，简牍帛书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写载体。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适合书写的纸张被大量用于文字书写，到东晋时期，简牍才被纸张替代，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可见，古人们使用简牍的历史大概有三千多年。　　

　　

　　1949年前，河西汉塞简牍出土概况　　

　　

　　1949年前所出土的万余枚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是汉代河西边塞屯戍活动的遗弃物，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边塞和各级官府的各类簿籍文书，全方面记录了当时的屯戍生活。涉及汉代的行政建制、经济生产、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军事塞防、历史地理等方面，是研究两汉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上万枚汉简也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1949年以前，汉简的发现地主要是在今甘肃省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行政辖区内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较重要的发现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是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在敦煌北汉长城烽燧沿线掘获708枚汉简（把简牍残片算在内，此次所获汉简实际在3000枚以上，现这批残简已经公开刊布），习称为“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一经发现立马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由此而形成的简牍学从一开始也如敦煌学一样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斯坦因把所获敦煌汉简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沙畹于1913年出版了《Ａ·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考察中所获中国文书》一书，沙畹去世后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继续整理工作。在中途有中国学者张凤参与，他在1931年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

　　

　　1914年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一书,并在日本出版，该书考释了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发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共近600枚。《流沙坠简》被称为简牍学的奠基之作。该书直接跳跃了国外汉学界的释读阶段，进入到简牍文献的内容研究。大庭脩称，该书“是清朝考证学在木简上开的一朵鲜花”。鲁迅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第二次是在1913—1916年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189枚汉简。斯坦因的两次所获汉简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第三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所发掘的1万多枚汉简，习称“居延汉简”。此批汉简现保存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贝格曼在报告书中这样叙述木简的发现过程：“测量这个方形遗址的时候，我的笔掉到了地上。当我弯腰去捡时，我在笔的旁边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汉代铜钱（五铢钱）。仔细环顾四周，又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一枚铜钱。……翌日正式开始发掘，很快发现了一个窄木片，其形状让我想起楼兰出土的赫定发现的木简文书。那样的东西，斯坦因也曾在甘肃、新疆发现了好多。正想说找找木片上是否写着文字，话还没说完，我自己就发现木片上有墨写的依稀可辨的汉字。”贝格曼的这种判断也成为发现多达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契机。

　　

　　居延汉简自发现之时起就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自1930年自20世纪末期近70余年的时间里，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论著数以万计，中国、日本、韩国等简牍学者参与者众多，从最开始从事居延汉简整理研究以劳干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到以日本大庭修为代表的海外简牍学界，直到现在居延汉简仍然是海内外简牍学界研究的重点。几十年来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以居延汉简整理研究为代表的简牍学界真正是薪火相传。

　　

　　1949年以后，甘肃简牍的发现以1959年武威仪礼汉简为起点，步入了一个新的简牍发现时代。

　　

　　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宝文物知多少　　

　　

　　甘肃简牍博物馆属国家公益一类专题博物馆，成立于2012年12月12日。甘肃简牍博物馆主要承担简牍文物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的职责。坐落在兰州七里河区马滩文化岛的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目前正在建设中，总建筑面积37987.75平方米，展厅面积近万平方米。馆内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679件（组），二级文物3160件（组）。

　　

 

　　甘肃简牍博物馆效果图

　　

　　

　　

　　甘肃素有“汉简之乡”的美誉，汉简是甘肃省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一家以简牍收藏展示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现收藏简牍39465枚，其中有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汉代帛书、悬泉西汉纸、汉代毛笔、屯戍用品及其它文物10664余件。这些简牍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真迹珍品，对于书法艺术史研究具有独特价值，同时也对研究秦汉及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交流、军事防御、津关制度和文书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无论是断章残句还是完整册书，它们所留下的是中华民族在不屈不挠前进道路上的聪明才智、光辉思想和灿烂文明。

　　

　　居延新简出土时间为1974年，主要包括1972-1974年在甲渠候官遗址和甲渠塞第四隧两个地点出土的汉简，共8206枚。“居延新简”是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而言。居延新简简牍形制品类齐全，内容十分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册书70余个，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纪年简最早为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年之久，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文化和政治社会最重要的材料。

　　

　　

　　死驹劾状

　　　　　　

　　其代表之一居延新简《死驹劾状》简册，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第22号房址内。共16简，木质，长21.2-23厘米、宽0.9-1.1厘米。除一枚略有残蚀外，其余各简均清晰如初。全篇章草，一气呵成，潇洒飘逸，既是一篇重要文献，又是一幅书法珍品。可释读409字。文义连贯，内容完整。第一枚为题签，第二简以下为正文，简背有书吏之签署。内容是一份追查死驹责任的文书。该册书具体生动，宛然一幅戍边士卒月夜巡行图。册书内容对研究汉代的马政、边塞行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都有重要价值。

　　

　　肩水金关汉简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整理编号的简牍共10661枚。1930年，此地出土汉简724枚。此次在金关遗址所出汉简，出土数量大，出土地单一，内容集中，故习惯上称之为“金关汉简”。金关汉简形制多样，就内容而言，主要是边塞地区军事驻防和戍卒生活的具体记录，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金关汉简是又一批地下文献的大宗出土，对研究汉代西北边防、军队体制、民族关系以及日常社会生活具有重大价值。

　　

　　　　

　　

　　居延汉简劳边使者册

　　

　　

　　

　　其代表之一《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简册，1973年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全册9简，编绳两道，完好无缺，每简长23厘米，宽1厘米，全文276字，原简编号为73EJT21:2-10。

　　

　　此简册记录的是肩水金关的27名官吏均摊招待费之事。从简册记录知，朝廷派遣到边塞的使者一行吃了粱米、即米若干，宰了两只羊，喝了二石酒，此外还有盐、豉等调味品若干，一共花费了1470钱，肩水金关共有27名官吏，平均每人大概摊了55钱。由此简册记载知，基层官吏之不易。该册的出土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

　　

　　地湾汉简出土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东北约150公里处的黑河东岸戈壁滩上的地湾故城。据汉简记载，地湾城原是汉居延肩水都尉府下辖肩水候官。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人贝格曼在地湾城发掘出土2300多枚汉简，原简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历时一月，出土汉简778枚。这两批地湾汉简对研究汉代居延的军事塞防体系和屯戍生活提供了大量材料。

　　

　　
 

　　羊头石六百

　　

　　

　　

　　其代表之一《羊头石六百》1986年出土于汉地湾城。原始编号86EDHT：10，木质，长10.1厘米，宽6.6厘米，厚0.5厘米。此简名称为“楬”，用于标记所存放器物的名称、数量、所有者等，推测其使用方式应是悬挂于器物或置架之上。此楬所记“羊头石六百”应属肩水候官所备置的守御器。羊头石，体积如羊头大小，白色石质，置于障坞之上，用于投掷杀敌之用。在2020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甘肃简牍博物馆组织人员去金塔县地湾遗址（肩水候官）考察，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就在地上发现了一枚2000年前的羊头石。

　　

　　敦煌马圈湾汉简1979年10月出土于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共出1217枚。内容有诏书、奏记、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契券等。根据所出土有纪年的汉简记载可知，其时代从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至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这批汉简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材料。

　　

　　　　

　　四棱觚

　　　　

　　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有一枚四棱觚，觚上有60个字。木觚是汉代人用来练习写字的木头，削成几面，在上面书写，写完用削刀削去，继续书写。该觚用篆书写成，为汉代字书抄本。从章节的完整性来看，此觚写满了一章的内容，从其四字为句以及用韵等情况来看，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属于《苍颉篇》而名之以“焦党陶圣”章，并将其与有可能同属于《苍颉篇》的写有姓名的相关简牍一起称作“姓名简”。

　　

　　敦煌悬泉汉简1990-1992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该遗址在汉魏时期为一驿置机构，名悬泉置。共出有字汉简23000多枚，其中经过整理编号者17916枚，其余5000多枚多为碎片。纪年简2086枚，占全部简文的11.6%。最早的纪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者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其内容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典籍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私人书信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邮驿、交通等各方面内容，尤以邮驿、西域史料和民族关系方面的材料为特色，是研究汉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最为珍贵的简牍文献之一。
 

　　

　　　　

　　里程简

　　

　　

　　

　　其代表之一《里程简》，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遗址，详细记载了河西若干地区驿置道里，恰与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从长安到河西的《里程简》相衔接，构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从长安出发西到敦煌的驿置道里，对于研究两关以东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驿传设置和详细里程，以及对今天河西一些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该简所记述的资料反映西汉末年成帝、哀帝和王莽时期的情况，简文分三栏，第一栏记述武威郡沿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张掖郡的显美；第二栏记述张掖郡沿途各县里程，向西延及酒泉郡的表是；第三栏记述酒泉郡沿途各县释置里程，向西延及敦煌郡的渊泉。每一栏内容连贯，相对独立。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和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天水放马滩秦简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秦墓出土。竹简置于棺内死者头右上方，同出器物还有算筹、毛笔、笔套等，共460枚竹简，其中有《志怪故事》7简、《日书》甲种73简、《日书》乙种380简。简长27.5厘米，宽0.7厘米，厚0.2厘米，两端及中部编纶共三道，文字上下两栏。编绳虽已朽蚀，但有丝织物痕迹，编绳处简右有锲口。每简容字25-40字不等，最多者达43字。《日书》甲乙两种，是继湖北睡虎地秦墓《日书》出土后又一次先秦术数文献的重大发现，是研究秦人的天地观念、思想信仰、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

　　

　　其代表之一《天水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简册记载了丹死而复活的故事，与后世众多志怪小说一样，这个故事可能出于虚构。也可能丹实有其人，逃亡至秦，捏造出这个故事，借以从事与巫鬼迷信有关的营生。故事里丹以死人的身份给活人讲了一些祭祀时人们应注意的事项。放马滩秦简中的这个志怪故事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除上述介绍的简牍之外，甘肃简牍博物馆还藏有少量张掖临泽西晋简牍、天水甘谷汉简、武威五坝山三号汉墓木牍、武威旱滩坡19号晋墓木牍等。（原文刊载于《读者欣赏》2021年5月下总第57期）　　

　　

　　

　　（本文作者朱建军为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主编《海外藏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修复影像集》《丝绸之路名简赏析》。2016年10月被评为“甘肃省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工作先进个人”，2019年9月被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评为“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21年4月被评为“甘肃省陇原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