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永远年轻的名字里，浓缩着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段段传奇。

    长征途中，为了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堵，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一个营伪装成国民党军队，冒雨急行军160里直扑金沙江皎平渡。此时，敌人一个旅的部队也匆匆赶来，企图抢占这一战略要地。如果晚一步，让敌人烧完了船，红军可能就全军覆没在金沙江畔了。

    “干部团成员都是红军骨干，是革命的种子。不是十万火急，中央决不会动用这支部队。”宋任穷生前接受我们采访时曾回忆，团长陈赓带两个营为先导，他率一个营跟进，沿着悬崖峭壁上的小路疾行。在激烈的遭遇战中，红军拼死力战，一个团打跑了一个旅，使全军转危为安。在接下来的九天九夜中，红军昼夜抢渡，7只木船在湍急翻滚的江水中穿梭往来，红一方面军数万大军从皎平渡到达对岸。金沙江边的7条小船，成了维系中国革命命运的方舟。

    对于中国军史上的这一经典之战，宋任穷曾说，这是他长征中经历的最难忘的一仗。

    杨得志和杨成武，两位长征路上的领头“杨”.红军强渡乌江时，他们俩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杨得志强渡大渡河，杨成武则率部飞夺泸定桥，在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打出了一条生路。

    彼时正值洪水季节的大渡河，水高浪急，悬在十丈高空中的泸定桥桥板全被敌人抽空，只剩下13根碗口粗的铁链子。22名红军勇士组成突击队，踩着摇摇晃晃的索链，冒着四处横飞的子弹向对岸冲去。

    几十年后，当过美国卡特总统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以历史学家的口吻这样写道：“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的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了，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就不同了。”

    全面抗战伊始，22岁的八路军团长陈锡联率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取得129师抗日的首战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曾这样描写过抗战时期的一个中国地区：“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U字形，在里边自卫是容易的，只要有一根垒球棒就够了。”

    福尔曼记述的，是1944年晋绥边区的抗战。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告诉福尔曼，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当地军民已用这种战术摧毁了128个日军据点。

    “刚说完，我们的同志来报告，又有两个据点被摧毁。”吕正操生前曾回忆，“敌后军民神奇的战术和巨大的战果，使最初还有些怀疑的福尔曼最终完全信服。”

    1937年10月，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当整师整团的国民党部队潮水般溃退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仅仅5个月的东北军第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大地依然举起抗日的旗帜，深入敌后孤军作战。

    在冀中平原，吕正操率当地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和地道战等游击战术。地道战的威力，让日军发出“冀中出现奇幻战争”的惊呼。

    1949年1月14日，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响。此前，凭借着“天津大碉堡化”的坚固工事，国民党守军认为天津的防御“固若金汤”.但，日后成为开国上将的刘亚楼，这位当时只有39岁的年轻指挥员立下“军令状”:30个小时内保证拿下天津城！15日拂晓，解放军攻克天津。此时，距战役总攻开始仅过去29个小时。

    1964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访华时，要求见一见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金城战役的将军。贝拉总统迫切想见的中国将军，是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因为与杨得志、杨成武同姓，他们三人被称作开国上将中的“三杨”.在那次战役中，41岁的杨勇率麾下4个师，在25公里的正面，仅用一小时便全线突破，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签下了停战协议。

    在烽火中发展壮大的人民军队和日渐成熟的战将，留下了太多太多的传奇。这些传奇和创造传奇的人们一起，组成了中国军队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