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

时间:2016-09-02 08:01来源:大西北网-羊城晚报 作者:口述 罗列成 整理 点击: 载入中...

    一个当年的上海大学生,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骗到了台湾;


    经过一番魔鬼特训,成了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


    他,又被派遣潜回大陆……


    1996年罗列成在《上海滩》杂志写过相关的回忆文章


    我今年85啦!民国十六年生的。


    到了台湾,我就是过河卒子,再没有回头路可走


    那年头兵荒马乱。


    1949年,我在上海念书,大三,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辽沈战役以后,大量逃难的人往南方港口聚集,有钱有门路的人,都纷纷逃往台湾。我们这些穷学生,前途未卜,每个人心里都焦虑极了。


    我大概算是当时最正统、最听话的学生了。抗战爆发,我从上海租界,辗转江苏宜兴、江西兴国,好不容易把中学念完。之后,响应号召,加入青年军。结果鬼子没打上,抗战胜利了。


    蒋经国下令,高中毕业的青年军全部复员读大学。当时上海有四所国立大学,暨大、交大、复旦、同济。我上了暨南大学新闻系,就想好好念点书,所以暨大的地下党鼓动进步学生闹学潮,我不乐意:学潮一闹,全部罢课,还怎么念书啊?现在回头看,我是觉悟不够高。


    上海快解放了,时局越来越乱。1949年4月15日,我收到一封油印的恐吓信,大意是说:罗列成,你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所干的一切勾当,我们都知道。现在上海即将解放,你等待人民的公审吧。


    落款“上海学联”,还有公章。


    后来了解到,4所国立大学有30多人收到了信。大家惊惶万分,手足无措,集中到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共商逃命之事。


    有人主张去广州,有人主张到浙东打游击……可是能逃到哪里去?逃得了今天,又怎么逃过明天?


    正走投无路时,有人提议见方治。


    方治是谁?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老谋深算的党棍。我是暨大的青年军联谊会负责人,他对我也有印象。大家就推举我带头,一起去找他。


    到方治办公室,他的私人秘书、中统特务邹道树过来了:“同学们,你们以前不太懂事,还抱着与共产党和平共处的侥幸心理,如今怎么样?上了学联的黑名单……”


    方治抽着烟,打着官腔说:“我们研究一下,明天上午8点,再来听消息。”


    第二天,我们没有见到方治,只从邹道树手里拿到一份由方治写的亲笔信,介绍我们30个人到原上海武进路空军俱乐部,见新军征集办公室的王主任。


    王主任安排我们4月19日晚到十六铺码头,上了一艘“沿平轮”,那是装新兵的船。


    船开了两天一夜,到了台湾基隆码头。邹道树早在码头等候了。一见到我们,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终于把你们请来了!”


    我们连想都没想到要去台湾!上船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件行李,连上海的哥哥都来不及告诉。我这才回过神来:所谓的“恐吓信”,都是邹道树一手炮制的!他说:“我要是不写那封信,你们能来台湾吗?!”


    原来,是方治想把我们带去台湾。他是搞政治的,难道让他一个光杆司令去见他的主子吗?


    到了台湾,我就是过河卒子。在人生这个棋盘上,我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石牌训练班” 要把我们训练成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潜回大陆


    凭着“大学生”这块牌子,我很快找到工作---到位于台中的装甲兵子弟中学当教师,是由原暨大校长李寿雍介绍的。


    1950年元旦,学校放假3天,我去台北观望一下政治气候,不料碰上了上海光华大学48届历史系毕业生张丹秋。他是中统分子,以前在上海相见,我们之间泾渭分明,各自相轻。而今在台北邂逅,却分外亲切。


    得知我当教师,张丹秋直呼“没出息”,他说:“男儿志在四方,何必龟缩在这弹丸之地,寄人篱下……祖国如此之大,难道容不下你我一席之地?”


    听了他一番鼓动的话,我全身热血都倒流了。大概见时机成熟,张丹秋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如此这般地讲了蒋经国会同太子系的成员,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专门培养派遣大陆的特务……


    我想了想,也觉得只有这样才可能回大陆,离家大半年,与家里失去联系,我想家呀。


    就这样,我在张丹秋介绍下,于1950年1月3日,在台北广州路警察总局口试。


    10天之后,我接到“录取通知”.头脑清醒了一些,我前思后想,不知是福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索性豁出一条命,钻进了台北“石牌训练班”.


    这是个训练特务的地方,是蒋经国的“试验田”,受“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直接领导,蒋经国是主任。


    训练班的地址就在台北石牌。有人带着我,从唭哩岸小学的一个小边门秘密进去。进了班,学员之间互不知晓真实姓名,只有一个编号。


    训练班有三期学员,第一期是培训干部,我们的队长、副队长、教务组长、训导组长,全是第一期学员。第二期是文化宣传班,张丹秋就是二期学员。第三期,是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我就是这个“游干班”学员。


    这期“游干班”30人,加上爆破班15人,共45人。学习内容以理论为主,擒拿、爆破、战略战术,都学了点皮毛。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输”,要把我们这些人训练成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到时潜入大陆,为他们窃取情报,以便“反攻”.


    离台前我留了个心眼,没想到救了我的小命


    3个月的训练结束了。爆破班的15名加上“游干班”的10名,集体派遣,从当时未解放的浙东沿海地区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强行登陆。剩下的单独派遣,或小组派遣。我属于小组派遣。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有位好友,叫蒋君毅,他的名字也上了“学联的黑名单”.只因出发那天匆匆忙忙,他没有赶上轮船,后来留在交大,倒也相安无事。他通过香港同学,给我转来几封信,劝我回大陆工作。


    训练班潘组长一直训导我们,要创造条件,主动回去,站稳脚跟。征得“组织”同意,我经香港转给蒋君毅一封信,他热情洋溢,欢迎我返沪。


    在返回大陆之前,我也留了个心眼,就是想找找张丹秋的蛛丝马迹。这样到了大陆,彼此也有个照应,否则你是什么人,身份怎样,谁能证明呢?


    从同学处查到,张丹秋曾说过,“回大陆后,到天津找未婚妻”---他未婚妻是女子中学教师,未来岳父是天津面粉厂的私方经理。


    谁知道几年以后,离台前留心的这样一条线索,真的救了我的小命。


    1950年4月底,我和同期学员朱懋德、蒋伟然,编成一个小组,朱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蒋是书记,我们由台湾到澳门,再从香港中转。


    虽然是同一小组,但我们3个人不横向联系,都是单线向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厂街的李忠兴联系。这是纪律。


    5月,我踏上了“玩命”征途,从台湾向澳门进发。我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在二万吨级英皇号油轮上,我不敢正眼瞧别人,甚至连甲板都不敢上,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


    打开随身的皮箱,看到里面有配发的A、B、C三种写密信的药水,我拿出来,全丢进了大海。我自欺欺人地自语:“去你的吧,我是清白的。”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们一见钟情,但决定坦白交待后,就断了跟她的联系


    5月17日,我抵达上海。


    蒋君毅是惟一知道我从台湾回来的,但他什么都不问,只介绍我参加了徐汇区“海光业余学习班”.


    我在这个班上,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她叫何明玑,22岁,是湖南军阀何键三姨太的女儿,家住在上海愚园路。她外语好得不得了,我们经常在一起,用英语交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见钟情了。


    那时,上海的兰心大剧院经常演话剧,我请她去看。看完演出,我送她回家。叫来一辆黄包车,6月,天已经热了,她穿着短旗袍,手臂大腿都露在外,若挤在一辆黄包车上,必然要亲密接触。何明玑把自己往一边移,“来来来,坐一起嘛!”我还是又叫了一辆,两个车,一前一后地回去了。真的很纯洁。


    何明玑是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这年6月中旬,西北军区64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几乎同时,东北银行专科学校也来上海招收学生。我两处都报了名,经过考试,两处都录取了。何明玑也两处都录取了。


    何去何从?何明玑让我选择,“你去哪,我就去哪。”


    我当然是希望两个人能在一起。可是,不行啊!


    我是大学生,不可能再去读书了,可对何明玑来说,去银专是最好的选择。我劝她,她不听,死活要和我在一起。


    我怎么能说我是特务呢?是台湾潜入的敌人呢?我这个戴着面具的人,怎么配拥有这样美好的爱情!我更不忍心让一个善良的少女,卷到可怕的政治斗争中。


    我去了愚园路何明玑家,跟她姆妈说:“伯母,我来跟你商量个事……女孩子,上银行学校,以后到银行工作,很好的……”


    何明玑哭得稀里哗啦。


    后来我就走了。跟何明玑一个当面的告别都没有。


    我去了西北,起先我们还经常写信。后来当我决定要坦白交待后,就坚决断了跟她的联系。


    她有没有恨过我,我不知道。40多年后见面时,何明玑没有提起,我也没有再问。


    上海堂兄转来一封信,“舅舅”大力称赞我这个“外甥”


    64军速成中学在离宝鸡15华里的陈家村。学员都是20来岁的排连干部。到部队第一件事,我就用糖水密写了一封信,报告香港联络点,说明我已到达速成中学。


    药水早被我扔到海里了。糖水、牛奶都可以写密信,干了以后字迹消失,上头再写平常的家信:“舅舅你好……”收到信放在火上一烤,隐掉的字迹又会冒出来。


    当时双方的谍报工作非常复杂严密,我至少要让“组织”信任我啊。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我在天上看到燕子式飞机,也凭主观推断,说是东北制造的,作为情报汇报过去。


    这样做,还有个原因是想要些钱。一个月300万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300块,寄到上海堂兄那里。两个月后,上海堂兄转来一封信,是香港站的,“舅舅”大力称赞和鼓励我这个“外甥”.


    我接信后,天天晚上做噩梦。那时阶级斗争非常严酷,我开始还梦想着,对台湾藕断丝连,在大陆长期隐伏,可1950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国民党败逃台湾后,留下来的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分子,通通被消灭。


    我命大啊!如果不是我坦白交待得早,再给我10条命,都早没了!


    我庆幸自己早交待了一步,否则,生的就是他,死的就是我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来势很猛。我被吸收为打虎队成员,任务是每天早晨向贪污分子攻心喊话。


    有个生动的事例:我们64军军长在全国解放以后,回了一趟江西老家,就因为来回坐了飞机,现在要算他的浪费账。军长这时还在朝鲜战场上呢,也被扣上帽子,白天指挥打仗,晚上接受批斗,跟了他十多年的贴身警卫员也被勒令离开,军长连打水、扫地都要自己动手。


    我联想到自己,还能苟活多久呢?总有一天会被揪出来,下场只有死!不行,我不能去死。


    经过深思熟虑,我向同房间的邹指导员说:“指导员,有空吗?我想谈个问题。”


    “是不是团里的事?暂搁一搁。”搞运动,指导员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


    我一夜没睡着,第二天精神恍惚,熬到晚上又找指导员:“我有问题要交待。”


    “怪了,刚参军不久,难道就贪污不成?”


    “不,我是派遣特务!”


    指导员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到底是指导员,拉了一张椅子,强作镇定地说:“坐下,慢慢说,不要激动。”


    我是坦白交待了,可“石牌训练”的事谁来证实呢?张丹秋,这时就成了我的竞争对手,这是在生与死之间的赛跑。


    我对指导员表示,我已暴露,当务之急是抓人。


    凭着离台前获知的张丹秋那一点点线索,能抓到他吗?那么大的天津,无详细地址,怎么找?我也很担心。万一抓不到张丹秋,我就死无对证,下场如何也就难说了。


    但我坚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这根“针”是可以捞到的。


    果然,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人民日报》第三版上,有一个醒目的直标题。正题是“张海棠就地正法”,副题是“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特务分子”!


    我的眼珠一下子盯在上面,“本报天津讯,张海棠又名张丹秋……”


    当年,就是张丹秋把我拉进了特务训练班,现在,我庆幸自己早跑了一步。如果张丹秋比我早交待,生的就是他,死的就是我。


    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有我的大名


    几十年中,大陆的同学知道我去了台湾,台湾的同学又没有我的下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暨大同学没去台湾的,有的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当过领导,有的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杂志上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才有同学找到我,说原来你没死啊!


    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叫周才坤,我俩一块儿读中学,一块儿进暨大,搭同一班船去的台湾。1950年我收到训练班录取通知后,还去找过周才坤,问他怎么办。他说:“不去的话,蒋经国要杀掉你的。”


    1989年8月,周才坤随台湾旅游团回到大陆,住在杭州黄龙饭店,我从同学处得知消息,连夜赶去看他。


    周才坤这时已是台北县税务局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没死啊!你可把我害苦了!”


    原来这是台湾当局的“灭口之计”.1950年我潜回大陆,听说我已落稳脚根,那边就要把我从所有知情者的记忆里“清除”.他们找到我的同学周才坤,称:“罗列成是共产党的特务,他根本不叫罗列成……”


    周才坤不信,“鬼扯蛋,我跟罗列成从小到大在一起,他就叫罗列成……”


    他们把周才坤关起来,直到他答应按照他们的口径说话。


    过了不久,周才坤又被他们叫去了。“我们调查过了,你说得对,罗列成确实是罗列成,他也不是共产党的特务。但是他去大陆以后,已经以身殉职了。我们作为烈士处理。”


    就这样,我当了几十年的台湾“烈士”.现在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还有我的大名呢!我家人常跟我开玩笑:“你可以到台湾要钱去了!”


    跟我同组潜回大陆的朱懋德、蒋伟然,在“镇反”之前听到风声,就跑到了香港,台湾不敢回,大陆也不敢回。我坦白交待以后,他们冒死回到台湾,一回去,就被蒋经国关了起来。


    枪指着我脑袋,子弹飞出来---原来是个梦!


    我彻底交待了问题,想着要重新做人,将功补过,于是拼命工作。学员们对我的态度毫无异样,课堂纪律也非常好,不过,学员越是谅解我,我精神压力反而越大。


    1952年底,西北军区保卫部逮捕科的金科长来到学校,找我谈话,稳定我的情绪,要我好好工作。1953年4月,我被人带到了西北军区军法处,接受漫长的隔离审查。


    1953年11月,我被逮捕,1958年被判刑12年,1961年送新疆劳改,1965年11月获得新生。1971年调到阿克苏磷矿挖矿,1979年12月落实政策,1980年调到浙江衢州巨化中学,当语文老师。1987年退休。


    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好好地活到了现在,我知足了。


    早些年我经常做噩梦,坦白慢了一步,枪毙。枪指着我脑袋,子弹飞出来。我吓得醒过来,原来是梦,怎么不高兴呢!


    我不仅没死,还堂堂正正有工作,有了家,怎么不高兴呢!这个老伴,是我52岁那年结的婚,好得很。儿子女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要亲。


    我退休后闲不住,又当了10年语文老师,教出的学生,个个非常优秀。


    人生就是这样,不能假设的。年轻时我还后悔,哎呀要是不去台湾就好了;哎呀去了台湾不进训练班就好了;哎呀就算进了班,赖着不潜回大陆就好了……


    你都不能假设。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自得其乐。你说不回大陆就好吗?那些华侨回来,临走时抓一把土放在怀里带走。他们心里的苦,你不晓得哇。


    40年后再见面,有没有恨过,她没提起,我也没问


    1991年,我的同学相继都找到了,恢复了联系,何明玑还没有找到。我心里始终放不下。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给东北银专写了封信,“长春市斯大林大街,何明玑收”.其实斯大林大街也没有了。我就是瞎打瞎碰。结果,不到一个月,来了一封信。银专的一个老师写来的,他跟何明玑一块考上银专的。


    何明玑当年是上海学生,很有名气。她毕业留校,当了英语老师,跟同校的政治老师结婚了。她丈夫戴了“帽”以后,生活也挺坎坷,后来,两人在江苏大学任教,直到退休……


    好,信息了解到了,我一封信写去,不久收到了回信。信上有电话号码,我一个电话打去,接的就是何明玑!还是脆生生的上海口音:


    “侬啥宁,哦,侬罗列成啊……”


    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我要去看她的。一把年纪了都还活着,不容易,不见一面不死心。1992年,我让一个交大同学先去探路,看何明玑是什么反应。结果同学去了,他跟我说,何明玑非常热情,她很想念你。


    1993年,我坐着火车,去看何明玑。何明玑把被子也晒过了,床单也换新的。我知道她要留我在家住。吃过晚饭,我们聊到11点,我把预先准备好的火车票拿出来,看,我要坐1点的火车回去……


    40多年了,我们都成了古稀老人。她还是那么漂亮,我也是西装笔挺啊。


    这辈子,我知足了。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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