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身陷囹圄”,意思其实就是坐牢。“囹圄”与“圜土”,均是上古周代监狱的叫法。夏代的监狱称为“夏台”,殷商叫“羑里”,春秋时期改称“狴牢”.古代监狱不仅叫法各不相同，坐牢的规矩在不同朝代也迥然有异。
先秦时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秦代“广狱酷罚”但农忙时刑徒可回家干活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先秦时期商鞅提出的司法思想。商鞅是法家人物，重视法治，战国时用刑最厉害的就是秦国。《汉书·刑法志》中用“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来形容秦国的严刑，路上满眼都是犯人，监狱连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承了商鞅“重刑”的司法理念，仍信奉“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广狱酷罚”进一步实施。
在秦朝坐牢，一律穿赭色囚衣，这种颜色的囚衣分冬夏两套，夏衣四至六月发放，冬衣九至十一月发放，逾期不再补发。这些囚衣并不是免费发放，而是由犯人自己出钱，成年男囚夏衣55钱，冬衣110钱；成年女囚夏衣44钱，冬衣55钱。
秦朝犯人都要劳动，秦始皇修建自己的陵墓、建筑北方的长城，都是使用囚犯。干活时，囚犯也必须戴着刑具。这种劳动时也要戴刑具的制度，到了唐代仍未改变。但秦朝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对以劳役抵偿赀赎债务的刑徒，农忙时可以放假，在播种和田间需要管理时节，各可以回家20天。
由于这一做法有益于农业生产，为后来一些朝代所继承。如汉代便有“纵囚归家”的做法，每年的伏天和腊月，出于哀怜囚犯的考虑，一些地方官府会释放犯人回家，到期再返回服刑。《后代书·虞延传》记载，当年虞延任细阳令时，“每年至伏腊之时，即遣所系囚犯各使回家。”
“纵囚归家”现象，在唐代也曾有过，如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年甚至将死刑犯全部释放回家过年。
汉代“约法省刑”设立“颂系”制
监狱分不同级别高官重臣犯罪按爵位关押
刘邦亡秦建汉后，首先废除了秦朝的“重刑”制度，“约法省刑”,“恤刑悯囚”,尤其对犯罪的权贵颇为照顾，官员囚犯所受的处罚比普通囚犯要轻很多。
汉朝，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颂系”制度。所谓“颂系”,是宽容犯罪分子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是基于儒家文化原则，首先考虑了官员和有爵位者的犯罪。凡是得到颂系的犯罪人员，不须坐牢，监外执行即可。即便坐牢，也不用戴刑具。
《汉书·惠帝纪二》记载，爵位“五大夫”以上的、公务员“六百石以上”的，还有皇帝身边的宦官、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可获得“颂系”.后来80岁以上、8岁以下及孕妇等普通囚犯也可以获颂系。
现代有不同级别的监狱，用来关押不同身份和类型的罪犯，这其实是古代之遗风。早在汉代，已设有不同类型的监狱，如掖庭秘狱、廷尉诏狱、上林诏狱、郡邸狱、共工狱、若卢诏狱、都船狱、都司空狱，等等。这些监狱所关押犯人的身份都不一样。如“若卢诏狱”,关的是将相大臣、两千石以上的大官，是一种“高干监狱”;“都船狱”所关押犯人的级别相对低一些，人员成分也较杂，关“将军以下与两千石”犯罪官员。
唐代沿袭了“颂系”制度，除对老幼妇病残者给予颂系外，同样照顾坐牢的官员，囚犯如果是五品以上的，“月沐一度，暑与浆饮及钱物等”.能定期洗澡，夏天还发给冷饮和钱物。
这类专押权贵的监狱，在古代被称为“官狱”.对犯罪官员的“颂系”,无疑是一种司法不公。后来不少朝代取消了官员的“坐牢特权”.如南朝陈，所有囚犯“不计阶品”,一律“着械”与“着锁”.不论是谁，只要进来了，都得戴上刑具。
唐代“诸道州府各置病囚院”
囚犯生病可“保内就医”允许家属进监照料
古代因为医疗条件差，犯人坐牢生病、死亡现象较现代普遍。特别在早期，这种情况很突出。为此，汉代会给生病的犯人治病，死了还实行官葬。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刘志（桓帝）当皇帝的建和三年（公元149年）曾批示，囚犯“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葬”.1964年在河南偃师大郊村附近，曾考古发现了522座东汉囚徒墓。
晋代以后，囚犯的看病权进一步规范，并呈制度化。晋代特别要求，对坐牢的犯人“寒者与衣，疾者给医药”.
到了唐代，对生病的犯人，在上报上级主管后，也是积极给予医治，“囚有疾病，主司陈牒，请给医药治疗。”古代坐牢没有“保外就医”一说，但可以“保内就医”,如果犯人生病了，除了给医给药外，还允许家属进监狱来照顾犯人。
五代时期出现了专门为犯人看病的“监狱医院”.这一做法始于李嗣源（后唐明宗）当皇帝的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当时李嗣源下了一道红头文件（敕令）：“诸道州府各置病囚院，仍委随处长吏，专切经心，或有病囚，当时差人诊候，疗理后据所犯罪轻重决断。”这里的“病囚院”就是监狱医院，这是中国监狱史上朝廷首次就监狱设置医院作出规定，此后遂成一种监狱制度。
到了宋代，无论是中央监狱，还是地方监狱，一律“置楼牖，设浆，铺席，时具沐浴，食令温暖，寒则给薪炭衣物，暑则五天一洗枷杻”.
元朝对犯人看病问题也作了规定，设置有专职的狱医。铁穆耳（元成宗）当皇帝的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始专置官部医一人，掌调视病囚。”所用的药品，与社会慈善扶贫一样，由当地公设的药局发给，药费在药局的“营利利息钱内通行准除相应”.
汉代“虎穴”囚犯“皆相枕藉死”
司马迁曾被“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
在古代封建社会，尽管大多都是严刑峻法，但有的朝代监狱管理上也有一些人性化的规定。西晋时期的《狱官令》中就曾规定，牢房（“狱屋”）要造得坚固，屋顶上要铺上厚厚的草蓐，防止漏雨潮湿。对于“去家远、无饷馈”的犯人，一律由公家“治廪”.
晋朝这一做法，为后来各个朝代所效仿。
唐宋及以后，朝廷对监狱的居住条件都有一套具体的量化指标，如牢房要保温，刑具要保暖。据《元典章新集·刑部·禁司狱用刑》记载，元代是这样要求的：“冬月糊塞窗户，措置煖匣拘钤”,明清也都有同样的要求。
在古代，囚犯也吃“定量粮”,当然这笔生活费用一般由家属供给。如果犯人家里无力负担，或是一时供给不上的才“吃公粮”,晋代的“治廪”就是这意思。
唐代《狱官令》规定，“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家人至日，依数征纳。”意思是，对路远家属一时未能送来生活费的，由官府先行垫付，待家属来后归还。
宋朝要求，“禁囚无供饭者，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从这一规定来看，宋朝犯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20文和15文。
到了清代，坐牢的开支发生了质的变化，伙食费不再由犯人家里出了，坐牢的犯人与上班的官员一样，开始“吃皇粮”,标准还不算低：“日给仓米一升，寒给絮衣一件。”
在清朝，坐牢必需的生活用品也一律改由官府供给。《刑部处分则例》规定，犯人“凡应禁之一切铺监收费永行革除”,也就是说，坐牢的一切生活用品从此均由监狱配给，不再向囚犯收取。
然而，规定归规定，制度与实际生活中的做法常常是天壤之别。如在汉朝，有的牢房条件很差，有一种叫“虎穴”的牢房实际上是挖得很深、下大上小的地牢，上面出口处用一块大石覆盖住，牢里往往要关进几百人。关于“虎穴”,史书上曾有“数日一发现，（囚犯）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的记载。
再如，汉朝虽对高官有颂系规定，但一旦进去也身不由己，进来前官再大也奈何不了狱吏，要行贿、打点方可免受身心之痛。西汉开国将领周勃，晚年被人告发谋反入狱。狱中的周勃被狱吏欺凌侮辱，后来花千两黄金行贿，得以从狱中上书给皇帝刘恒，获特赦出狱。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当年因李陵案坐牢。在牢里，司马迁“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到后来，被饿极打怕的司马迁一看见狱吏过来，便赶紧磕头，即所谓“见狱吏则头抢地”.
明朝对坐牢者也不乏人文关怀的规定，然而其实际上的用刑恐怖却为历史之最。明朝的厂卫监狱可以任意私设刑堂，拷打犯人，名为“打桩”.此外，“狱霸”、“黑监狱”之类的更是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