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历任北大、北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在北大时，黄侃有一个习惯，在课堂上讲书，讲到要紧的地方就停下来，故意卖关子，说：“这里有个秘密，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还不足以让我讲，你们要听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纹丝不动，压根就没有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们在教室等了一会儿，不见老师来上课，就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的名士脾气发作了，于是赶紧跑去请他上课，低下身子说：“先生，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不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是到了哦，但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以此来表示不满。于是教务处赶快去代他领了薪水，黄侃这才去教室上课。

    旧时大学，每逢学生毕业，依照惯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照片、履历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低，通常是由教授们捐助资金。对此黄侃常不以为然，他既不肯照相，也不肯捐钱。等到学谱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例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愤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侃任代理校长，因其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先生来当校长。在石英先生第一天到任的校务会上，石英先生望着黄侃，心里想着怎么说黄侃以前的工作呢？想了半天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有说完，黄侃就站起来说：“听说石英的姆妈偷和尚。”石英当即斥他为什么这么无理？黄侃说：“我听说的。”他当即辞职，后来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黄侃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起初很受尊敬，后来朱骝先（朱家骅）做校长，朱是党国要员，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侃勃然大怒，说是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滚蛋。国文系再三挽留，朱亲自出马挽留，黄侃仍不肯，写信给他的学生：“……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中央大学为严肃校纪规定师生出入校门一律要佩戴校徽。一天，黄侃到校上课，未戴校徽被门卫拦下。黄侃说：“我是教授黄季刚，来校上课的。”门卫说：“你又没戴校徽，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黄侃一听，气得把装有讲义的皮包往门卫面前一推，说：“你有校徽我没有，那你去上课吧！”门卫一听，来头很大，口气有所缓和，说没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黄侃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碰巧路过，赶紧过来调解，这事才算了结。

    还有一次，黄侃将雨天穿的“钉鞋”用报纸裹着出校门。新来的校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里土气，腋下又携带着一包东西，于是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拂袖而去，此后几天一直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侃一连几天未上课，以为生病，登门拜访。见面后，黄侃一言不发。系主任不知所措，回来后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贵校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众多名流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

    黄侃愤然离开中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