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和李方桂是多年好朋友，两位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大家。

    二人早年留美读书，回国后均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意思的是两位各自娶的夫人均为名门大家闺秀；而且两位的婚礼上，均邀请的是北大校长胡适作证婚人；抗战期间均赴美任教，多次辗转于中美欧之间，最终在美国任教直到退休，并且两对夫妇都携手共度金婚。

    最让胡适羡慕的是，两位著名语言学大家，背后的教授夫人，手中都有一支会写作的笔，在陪伴语言学教授先生、长年照顾家庭的俗常生活之余，用她们最真实的纪实手法，完成了自己陪伴在教授身边的幸福生活记录。一本是杨步伟的《杂记赵家》，一本是徐樱的《我和方桂五十五年》。最有趣的是：在两位语言学大家夫人的自传里，彼此互相提及，而这两对堪称民国“神仙眷侣”的夫妻，他们的爱情故事，竟然都与菊花有关。

一盆大黄菊花

    赵元任在与杨步伟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整日里除了给美国哲学家罗素当中文翻译，就是想着往杨步伟当医生的医院跑。有一阵，因为工作原因，两人十天半月没见面，只用电话互相问候。某天晚上，赵元任得了空，匆匆忙忙跑来，恰碰上有急诊病人，慌乱中，赵元任把杨步伟的一盆大黄菊花一脚踢翻，连花盆也踩破了。赵元任给自己打圆场：“男人不总要鲁莽一点才像吗？我赔你几十倍好了。”

    于是婚后一赔就是一辈子，每年杨步伟生日与两人的结婚纪念日，杨步伟总能收到赵元任托花房送来的一盆大黄菊花。

一支蟹爪菊

    第一次约会，在雨花台饭店，具体细节在徐樱书中写得清清楚楚：“那时正是深秋，我穿了一件墨绿色法国花缎旗袍，黑丝绒大衣，襟上斜插一朵淡黄蟹爪菊花……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那么紧张，直玩到深夜回家，我才发现襟上的菊花不知何时丢掉了。”

    洞房之夜，李方桂给徐樱的礼物，是一枝压扁了的菊花，正是初次相逢时，徐樱襟上佩戴又掉在地上的那朵。原来，李方桂从那时起，就认定了这个人，虽然口头上极不善于表达，但情真意切，故而这段婚姻可以风平浪静地度过五十五年。李方桂过世当天，恰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徐樱写下这样一句话：欣逢三秋后，情钟一菊缘。

    惊诧那时的爱情，小异大同。医院里的一盆盛开的大黄菊花也好，襟上遗落的那素雅的一支也罢。杨步伟、徐樱各自为了自己的爱情，甘愿躲在语言学教授背后，做家庭主妇，照顾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在当主妇之余，她们也不甘寂寞，提起笔来，写菜谱，写自传，为后世读者留下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

    两处菊香，一样的爱情。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