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帖已面请君庸书写（宰平主张者，因君庸堂上具庆夫妇齐眉，儿女成行），可下一”全红夹单帖“正式奉请。大媒已请定林宰平。

    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告君庸言预备彼夫妇可通用，故刻一吉祥语）四字阴文，请讬君庸代购代刻。该印据君庸说双印共索金三百余元，今我购其一，须一百五十元内外。另刻资恐须二三十元，又讬君庸代购庚帖（虽所费极微），可先拨百八十元交君庸为代购印刻印及各杂费之用。前曾告君庸欲双方各用一”寸许之小金如意“,但恐定制费时赶不上，免去可耳（若有现成者则不妨购，一并讬君庸便是）。

    行礼之日，家中大门易挂一红绿绸彩（简单两段绸子便是），向祖宗神位前行告聘礼，将聘物陈在祭桌上，祭毕乃交大宾将去。

    行礼最好是在上午，礼毕即在家里请大宾宴（午餐），可询君庸林家所请大宾为谁，一并先下请帖。请帖用我兄弟三人名义（用红柬），不必书明为何事，但用”诘尊候教“字样便得。”

    这是梁启超写给弟弟梁启勋的信的部分内容。

    那么，这封带些文言文的信，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梁启超传》的作者解玺璋为我们做了解读。

    他告诉记者，这封信是商量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订婚仪式的。

    谁做大媒人？庚帖如何写？不同的人庚帖又如何设置？庚帖要用多大开本？聘辞由谁念等等，信中都有所涉及，很是详尽，且每步的安排极为考究。

    君庸指的是林氏亲戚卓君庸，民国章草名家。林宰平是当时着名的哲学家，梁启超密友。

    从信中可知，1927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次年在国外旅行婚礼。

    梁启超认为，尽管两人不在国内成婚，但婚姻之事不能草率，加上当时林父去世没多久。梁启超希望这场订婚礼能够郑重庄严些，也给林家人一些情感上的安慰。

    当时梁启超已经病重入院，因此写信给弟弟梁启勋，请他全权操办此事。

    通过这些书信可以了解到，细心的梁启超，为订婚礼的考虑之周全严密，几乎事无巨细。

    从梁启超信上的安排来看，这场订婚礼还是比较隆重的。聘礼的规制、价格，都合乎双方的家庭身份，属于当时比较高的规格。

    在信中提到的聘礼玉印，虽然只是聘礼中的一件而已，但价格就高达150元左右。

    而根据1930年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最贵的小洋楼均价400元，一个四合院均价13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