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重执笔。唐代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问张旭攻书如何才能得齐于古人，张旭说：“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 执笔之法在唐代书法理论中是个讨论的热点：韩方明《授笔要说》里有“五种把笔法”,林蕴提出“拨镫四字法”,陆希声提出“拨镫五字法”,孙过庭则有“执笔三手”的理论。后来，清人戈守智在《汉溪书法通解》里提出了十二种执笔之法，其中竟然包括两指执笔法，可谓豁人耳目。

    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有些执笔法现在已经失传了。但“单苞”与“双苞”这两种执笔方法不仅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现在仍旧为人们所传承与使用。

    “单苞”就是单钩，是用大拇指、食指、中指三指执管，食指从管外钩向内，中指用甲肉之际向外抵住笔杆，无名指与小拇指蛰伏于掌心，配合上面手指的运动。沈尹默认为，采用“单苞法”写字，成功者只有宋朝苏轼一人。“双苞”又叫双钩，指食指和中指两个包在管外而向内钩着。“双苞法”有着明晰的传承脉络。《唐诗纪事》曰：“‘二王’传‘拨镫法’至阳冰得之，以授希声，希声授沙门光光。后入为翰林供奉，希声犹未达，以诗寄光云：‘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洴澼人。’光感其言，特为引荐。”南唐后主李煜在“双钩五字法”基础上又增加“导”、“送”二法，成“七字法”.

    “拨镫法”是个描述性词汇，它展示了书写时执笔所做的动作如同脚入鞍镫之动态。虽没有说明是几指参与执笔，但我们从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校证》有关“拨镫法”的图释（齐云阁藏）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拨镫法”就是“双苞法”.

    “拨镫法”须悬腕才能达到锋颖凌厉、神融意畅的效果。《郁岗斋》曰：“梦希元披得右军《执笔图》悬腕者二，腕就几者一。”又曰：“今观晋代行楷书，用锋四面力足，因知非拨镫悬腕不能到也……”

    苏东坡以后，对“单钩”的非难之词不绝于耳。黄山谷曾评苏子由的字说：“子由书瘦劲可喜。反复观之，当是捉笔甚急而腕着纸，故少雍容耳。”子由以兄为师，黄之评论实评苏公。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说：“东坡有病笔，唐人无此。”其实苏东坡的“病”即在“偃笔”,是由“单钩执笔法”造成的弊病。从物理角度分析，“单苞”三指执笔，其实是捏住笔杆，三指力聚一点，压强较“双苞”要大。其次，“单苞”三指捻管，腕肘固定，运动范围较“双苞”大大减少。再次，“单苞”运笔时，笔易偃，易出现侧锋，多肉微骨，形成“墨猪”;而“双苞”易中锋，线挺而筋健，神气完备，韵味十足。

    在毛笔几近消失的当代实用书写中，钢笔、圆珠笔为主要工具，普通人的笔底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魏晋风流。但执笔还是有一定之规的。“三指虎口执笔法”正适用于运动幅度较小的硬笔书法，无名指、小拇指的作用蜕化，藏匿在手掌之下。没有了笔毛的偃卧腾挪，笔法的弊处也无从显露。可以说，“单苞”在当代硬笔执使中找到了它的归宿。那么，苏东坡为何在当时逆流而上，拒“双钩”而趋“单钩”呢？

    思维决定行动。我们还是从苏公的书论中看看他是如何夫子自道的吧。首先，他认为书法有新意是至关重要的。他在《论书》中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承认自己书法不甚佳，但有新意，不泯前人。他书学“二王”派，但独特的执笔方法与创新意识，使得他的书法具有了新气象与书卷气。其次，他蔑视成法，不落俗套，以“意”优游于规矩之外。他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苏东坡过度的自信基于他全面的修养，文学、绘画、宗教在他身上集为其创新的泉源。当同时代的书家沉浸于晋唐法帖中洋洋自得时，他独标一格，锐意独行，获得了适己意、快己心的“新”.这个“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单钩”执笔本身所带来的。

    最后，苏东坡勤于临池，在执笔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习惯。他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可见他的志向与抱负的远大。欧阳修曾对他说：“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修还指出了苏东坡对腕的运用不足。苏也认为欧阳修说得对，但对他来说，习惯已经养成，要改并非易事。他认识到了“单苞”的不足，就尽量减少负面影响，提出了“执笔无定法，要以指实掌虚为主”这一重要观点。

    假如没有“单苞执笔法”,也不可能有苏东坡的书法，书法这片绿地也将因缺少它的存在而显得单调。至少在宋代书坛，将因没有它的存在而略显平淡。在创作中，当我们用一种执笔法用久了以后，或者说对笔的性能的认识走向成熟之后，无论是采用哪种执笔法，都较容易发挥出优势。因而可以推论，只要使用持久且熟练，“单苞”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惊喜将不亚于“双苞”.

    据中国书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