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举行了首发式，向国际社会更好地介绍了中国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

    领导人的多语种书籍，往往会向世界开启一扇观察和感知中国的重要窗口，出书过程中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不要版权费成毛泽东的惯例

    在西方，最早介绍翻译毛泽东著作的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1928年写成《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内容，报道了朱毛会师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情况，此书的出版让西方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了初步认识。

    1934年，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内容包括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3篇文章。毛泽东的思想从此开始在共产国际内部传播。

    上世纪40年代，日本开始接触并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抗战时期，就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机构收集出版毛泽东著作。到1952年，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3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解放后，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学习借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

    出版大量多语种书籍，稿费要怎么算？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吴连登回忆：那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经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对于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汇来的稿费，毛主席让中央办公厅一一退了回去。

    在“捷克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档案记录中，有一份外交部的报告证实，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团体出版社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译介主席着作的，毛泽东曾多次拒绝版税，他所关注的是翻译母本的版本、翻译质量的好坏。对于各国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译介其著作，不要版权费已经成为了毛泽东的惯例。

与境外出版社合作的开始

    《毛泽东选集》风靡全球，此前西方国家也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着作的译作，但是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们”,大多数外国出版商没有经过中国官方的授权。

    直到1984年12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伦敦出版，与境外出版社的合作才真正开始。这本书出版时，邓小平还专门撰写了《序言》。那句著名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即出自该《序言》。

    原国家出版局局长许力以撰文回忆，1980年冬的一天，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和当时的国家出版局紧急联系，告知英国有一家影响力较大的培格曼出版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来到北京，国家出版局的领导是否可以同他见一面，于是，便安排许力以与马克斯韦尔座谈。

    席间，马克斯韦尔突然提出一个想法，让许力以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想出版邓小平文集，并列入《世界领袖丛书》中，希望中方能提供文章和照片。

    “这是好事，我个人是赞成的。”许力以答道。

    “我看你没有胆量办这件事吧？”马克斯韦尔用激将法。

    “我请示一下看看。”许力以接着说。

    此后，中方对培格曼公司和马克斯韦尔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征询中国驻英使馆的意见，使馆作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大使最后表示可交该公司出版。

    至此，这本书进入编译阶段，当时的国家出版局选取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的章程的报告》等9篇邓小平的文章，交由中央编译局翻译。

    1985年8月2日，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将一本羊皮烫金精装《邓小平文集》赠给邓小平。他对邓小平说，“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第一次印刷的1万册已售完，现在又印了2万册。这说明您的书是丛书中最受欢迎的。”

    邓小平说：“我的东西很平凡，里面没有什么惊人的语言。”

    马克斯韦尔说：“但您的着作是诚实、直率的，是建立在事实和经验之上的。”

    其实，面对中国领导人纷纷迸发的海外出书热情，境外出版商无论作为中国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表现出莫大的兴趣。

    2007年10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英文版的首发仪式也在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举行。该书英文版的书名为《哲学--生活的艺术》，由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培生教育集团出版。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英文版亦举办了首发式。这部对改革开放初期进行历史回顾的作品，由香港牛津大学（中国）有限公司参与出版。

    （综合人民网、《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