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档案有时候就像福尔摩斯破案一样，要追踪一个很偶然的线索。比如我为了写《“四人帮”兴亡》去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妇产科医院查档案的经历就是如此。

    张春桥的妹妹就是在那里做手术死的，那是很大的一个案子，关于她的档案有一大箱。

    在那个档案里很偶然发现一个麻醉师叫方兆麟，这个人交待得特别多，而且特别详细。为什么？因为当时张春桥的妹妹做手术，上了手术台麻醉后死在手术台上了，就认定这个方医生可能有意谋害张春桥的妹妹。张春桥当时是那么大的人物，这个事就下令要调查。追到最后，发现方兆麟是上海市高干医疗小组的成员，他曾经参与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手术，麻醉师也是他，于是推理起来，说柯庆施也是他害死的，这事情大了。所以他就不得不交待得很详细，他那天在哪里，上级怎么通知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怎么坐飞机到成都，然后怎么样，全过程非常详尽。关于柯庆施之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详细的东西，这种档案的含金量就非常高。

    后来我又找到了方兆麟医师本人，做了长谈，有他当年的交待材料再加上他的口述，这一段历史就非常完整了。找到这个医生同时解决了《“四人帮”兴亡》这部书的两大案件：一个是张春桥的妹妹张佩英的死，一个是柯庆施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