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是，清朝道光皇帝也在1820年继位。自“康乾盛世”后，中国人口一直在增长（1779年至1850年增长了56%,达到4.3亿），由于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粮价上涨，道光初年的物价是康熙年间的5倍。而从乾隆晚期开始的社会暴乱此起彼伏，加上吏治腐败、灾害连连，道光继位时国库几近枯竭。“农村生产率的低下与许多社会罪恶、挥霍浪费的积习以及政府腐败互为表里”,《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描述道。

　　“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巨大战船，仅以其巨大身躯和外表吓住邻居”,这是1793年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的描述，他当时认为“中华文明已经停滞”.正是这个时期，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从积极变为藐视。20多年后英国人阿美士德访华更加深英国对东方世界“落后”的认识，坚定了后来对华战争的信心。

　　GDP,一个现代名词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写道， GDP是一个现代名词，试图计算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并对各国生活水平进行比较的冲动事实上始于亚当·斯密之前。“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在1665年曾估算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整体收入大约为4000万英镑，而麦迪森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有国外学者表示，中国曾是最大经济体原因之一是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口，直到200年前，人口规模一直是经济产出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一旦工业革命来临，以及尾随其后的信息革命，人口规模的重要性就减弱了。

　　刘逖也对记者说，看经济地位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指标。“我那个统计（1840年）人均是300多美元，国际公认的生存水平线是400美元，所以当时中国从人均看是吃不饱的状态，乘以中国超过4亿的人口总数，固然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但用来积累和发展的资金非常少。而同期的英国是1500美元。”

　　中国社科院学者倪峰接受采访时说，当时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进程中，清朝经济的“质量”与英国相比有本质不同，是有“代差”的，就如同用20支长矛对抗一支手枪。还有学者表示，GDP是和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现代理性国家经济政策的需要一同发展起来的，不宜作为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或中国近代二元转型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的主要普世价值评价标准，尤其不宜用偏离定义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计或计量得出“GDP”数字来比较。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对GDP指标也有不少质疑声音，认为这一指标有它的局限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今年7月的一则报道称，着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GDP是衡量中国经济的“最坏标准”.他认为，行业观察家应停止痴迷于GDP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