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瞧不起所谓“文人” 明亡后烧掉33岁前诗文

时间:2012-11-29 10:50来源:北青网 作者:佚名 点击: 载入中...




顾炎武是清代初年的一位大儒,他跟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并称为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初期的三大儒。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个超前的想法,在《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里,顾炎武有一段话,是大家耳熟能详,也一直津津乐道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区别了“亡国”和“亡天下”两者的不同,“亡国”指的是一朝一代的灭亡,就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指的是政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他进一步论述,认为像“亡国”这样的事情,主要的责任要由“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亡天下”的责任由“匹夫之贱”承担,平民百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的责任。


顾炎武对“国”和“天下”的这种对举,是以往所没有的。再进一步,他指出,政治和道德之间也有着相互对举的关系。国家是以君臣为本的,而天下是以仁义为本的。也就是说“保国”是君臣的事情,而“保天下”就涉及到了仁义的问题,所以他要特别提出:“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亭林文集》卷二《莱州任氏族谱序》)这里的“君臣父子”,不是指哪个人,而是指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抽象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他进一步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日知录》卷六《肫肫其仁》)经纬天下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是伦理道德。他非常明确地讲到了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指出:“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夫子”指的是孔子。作为“天下”的核心的那个“人伦”,是维系着风俗、政事和国家的最根本的观念,超越于政治权力、政治组织之上。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里面,再三地讲到,如果不讲廉耻的话,那么“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所以就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来说,你可以看出政治是一朝一代的事情,它是可以变化的。而那个不变的东西,生生不已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核心的、人伦的价值观念。进行这两者的区分,对顾炎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


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处于非常艰难的选择当中。他们面对的首先是政权的变化,明王朝变成了清王朝。但在政治变革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就是文化的变革。用顾炎武当时的语汇,前者叫做“易姓改号”,后者叫做“仁义充塞”。由朱姓的明王朝改换成了爱新觉罗氏统治的王朝,这叫“易姓”;从明朝改成了清朝,改号了。但“易姓改号”伴随着的是什么呢?对顾炎武他们来说,是一种“仁义充塞”的现实局面,就是“仁义”被堵住了,被压抑了,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了。


他说:“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日知录》卷七《子张问十世》)这一系列的东西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不可变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其不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他用的是传统的语汇,什么“亲亲”、“尊尊”等等,意思是一种人际关系准则,就是咱们讲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这是不得变革的,它扎根于平民百姓的心中。这是顾炎武的一种希望,就是人心应该是延续不变的。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把顾炎武的这种思想又重新加以凝练、加以升华,咱们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怎样坚持遗民立场?顾炎武提出了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


顾炎武对历史的思考总是指向现实感受的。如果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尽那个时候算起,公元1644年,顾炎武虚岁32岁,他在明王朝政治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是步入中年了。进入清王朝,他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讲到的所谓“遗民”。


顾炎武有一首诗里写道:“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亭林诗集》卷一《精卫》)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有很多的文人士大夫,用当时的话说“变节”了,原来在明朝当过官的,投降了清政府,像“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一样,又筑起了自己的小窝,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而顾炎武选择了不变,“身沉心不改”,心是不变的。在政治的意义上,他的心是忠于明王朝的。但是他的身已经“沉”了,不可能再有明王朝了。客观的社会现实,你无法改变,但主观的文化价值、人生价值你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当你明白了这身和心的分裂,你就知道顾炎武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所谓“遗民”自居,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选择,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选择。


当然顾炎武和其他的人相比,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同时坚守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的立场,当时很多人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顾炎武可以不出仕,不做官,他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他母亲的遗言。他母亲临死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坚决不可以出仕,不可以事二朝,要不然我死不瞑目。所以在顾炎武多次受到清朝的征召的时候,可以有个很好的借口:再怎么地,你这个朝廷不能让我不孝。


在当时非常艰难的处境里头,顾炎武多次强调这种双重遗民的意识,同时也希望当时的政权能够接受这种遗民意识。他说:“郑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而曹孟德遂有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之语,以为本初罪状。”他以东汉有名的经学家郑玄为例,说当时袁绍(袁本初)接纳名士来撑自己的门面,强迫郑玄到他的营中去,郑玄最后死在那儿。所以曹操在讨伐袁绍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袁绍把郑玄给逼死了。顾炎武说:“后之为处士者,幸无若康成;其待处士者,幸无若本初。”(《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一》)就是你别逼人太甚,人家愿意当遗民你就让他当遗民。“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亭林文集》卷三《答李紫澜书》),要让一批遗民存在于政权之外,这是国家的清明政治的一种象征。他希望能够多多少少以自身的现实处境,去影响政府,来改变一下遗民艰难的处境。


顾炎武一方面劝统治者为遗民提供比较好的生存处境,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劝这些遗民,甚至遗民的后代们,坚守自己遗民的立场。怎么样做呢?顾炎武提出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因为中国古代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一读书就不能不做官,一做官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宁愿做“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其墓志铭》)。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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