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关键的一年。其意义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承上启下”。所谓“承上”，是指两国在这一年完成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启下”则是指通过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在平稳过渡的基础上，中俄关系在1992年后走上了全面发展的健康轨道。
但是，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到，尽管这年年底，随着叶利钦访华和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的会面，中俄关系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但纵观全年，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度还受到了消极因素的干扰。因此，当我们今天盛赞中俄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为其今后的美好前景而感到振奋的时候，对两国关系发展初期的历史进行审视，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同时也对其中的某些消极因素或称隐患进行分析，或许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1991年12月27日，两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钱其琛外长致电科济列夫外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驻原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为驻俄罗斯大使。1这里面有一段小插曲。王荩卿接到新的任命时，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驻原苏联大使”。因为他在当年11月底抵达莫斯科准备就任时，几次要求递交国书均被苏方婉拒，理由是戈尔巴乔夫公务繁忙。显而易见，这种不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是由当时苏联国内的混乱局势所致。戈尔巴乔夫竟然忙得连接受国书的时间都没有了。不久以后，戈氏本人便宣布停止行使总统的职务，苏联旋即解体。新独立的俄罗斯成为苏联法律上的继承国。于是，王荩卿赴任时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已经不能用了，换成了新的国书。最后一位驻苏大使尚未走马上任，就变成了驻俄罗斯的第一任大使。2“等到王大使终于向叶利钦总统交上国书的时候，已经是1992年2月初了。”3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向何处发展？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中俄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还在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均发生了变化，中俄两国也由此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担心，刚刚实现了正常化并不断发展的两国关系，会不会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中俄之间出现的差异而改变方向，甚至背离正常化的轨道。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破裂就与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直接的关系。
两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中国方面看，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前夕的讲话实际上已经为中国制订对俄政策确定了基调，他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4就是说，一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根据这两条基本方针，中国外交制定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俄罗斯以及苏联解体后的前苏联其它国家发展关系的政策。
1991年12月27日，就在钱其琛致电科济列夫的同一天，李岚清和田曾佩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俄罗斯访问。李岚清对俄副总理绍欣表示，中国政府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俄罗斯人民的选择。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就俄罗斯出现的新形势表态。5此次访问取得了三项重要成果：其一，确认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１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依然是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其二，继续履行中国和前苏联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其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三项成果都写进了两国关系会谈纪要。这样，就为两国关系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从俄罗斯方面看，叶利钦总统2002年１月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中国总理李鹏总理时的讲话，应该是俄罗斯首任最高领导就如何发展两国关系的第一次表态。
会见时，李鹏再次强调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中苏两个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俄罗斯联邦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时，中国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间的4000公里边界应成为和平与友谊的边界。6叶利钦表示，俄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并尽快批准已经签署的中苏边界东段协定。俄罗斯联邦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也不相同。分歧不应妨碍两国的合作。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对俄十分重要，俄方愿意与中方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合作。7叶利钦的讲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在继承中苏关系已有的成果和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上的立场与中方非常接近。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其二，他的讲话并非放空炮。不久以后，即1992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便批准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
从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中国很快正式承认俄罗斯，至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并签署两国关系会谈纪要；从转年1月底李鹏总理与叶利钦总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见，至2月份中国首任驻俄大使递交国书正式就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分别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基本上完成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也就是说，“继往”的问题至此已基本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开来”，开辟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
人们此前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两国之间并没有因为差异和分歧而影响关系。俄罗斯独立之初，中俄领导人在处理两国关系的问题上均采取了冷静观察，谨慎处理的态度。这显然是吸取了中苏曾长期交恶的教训。正因为如此，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发展的势头很好。如果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构成障碍，两国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边界问题，也已原则上得到大体解决，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已经启动的中俄关系列车将会沿着既定的轨道快速前进。
但是，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像一首正在演奏的优美的交响曲，突然之间，加进了几个不和谐的音符。
1992年3月16日，俄外长科济列夫首次访华。临行前，他在机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两国之间除了睦邻关系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关系。”8在北京与钱其琛会谈时，科济列夫又表示：“俄罗斯重视同西方的关系，也重视同亚洲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9回到俄罗斯后，科济列夫再次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对中国的访问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莫斯科有充分的准备和愿望同中国发展正常、全面的睦邻关系，等等10。就是说，从启程前到会谈中再到归国后，科济列夫对中俄关系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但不久以后，4月11日，同样是科济列夫，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却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在谈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时明确地说：“俄罗斯应当步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我们确定的应有的位置。我们的邻国有美国（越过白令海峡）、日本、西欧各国。我们同这类国家完全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却存在着同它们建立友好关系，将来建立联盟关系的各种可能性。”11令人吃惊的是，科济济夫在他开列的邻国名单中，居然把他刚刚访问归来不久的最大的邻国中国给“漏掉”了。这一“疏忽”不能不引起外界的诸多猜疑。除中国外，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原加盟共和国，也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邻国之外。有趣的是，在谈到他自己开列的邻国名单中列第一位的美国时，科济列夫还别出心裁地加了一个注脚，即所谓“越过白令海峡”，似乎生怕有人因缺乏地理常识而闹不明白俄美是如何搭界并成为邻国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