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近代史:“反帝”也要反东方中世纪帝国主义

时间:2012-08-15 10:41来源:《通往立宪之路》 作者:刘刚,李冬君 点击: 载入中...

 

近人写中国近代史,多从林则徐开始,因为他“反帝”。


殊不知,当时以“帝国”自居者,大清朝可谓举世无匹。


天下观里的“中国”,其实质为帝国主义,英清战争,因鸦片而起,其根源却在两大帝国主义——东方中世纪帝国主义与西方近代帝国主义,林氏反帝,乃以此帝反彼帝。


时至今日,来谈“反帝”,就不能像林大人那样以此帝反彼帝。


两帝都要反,既要反列强帝国主义,也要反天朝帝国主义,片面反帝,会误读近代史,误以天朝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林大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多么好的诗!这是用五千年文明造就的伟大人格,从伟大的人格里陶冶的诗。真可惜,如此高贵的情怀也有迷失。


从内心里,在情感上,我们愿意追随林大人这首诗,但理性要求我们,对它进行反思,因此,我们难免一问:林大人的“国家”,是什么国家?一问再问,就会问出天朝帝国的尾巴。


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尾巴,他的诗并不因此而打折,倒是我们今天来读这首诗的人,在向诗人奉献崇敬之情的同时,不妨一问,站在我们的时代,向那个时代发问,问出局限性。


还有魏源,也有这样的局限性,他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而且余音袅袅,绵延至今,成为王朝中国近代化的政治纲领。两大帝国主义对峙,它作为一种战略问世,如冠以“爱国主义”,那么,我们不妨问一问,它爱的国,是不是天朝帝国?“攻夷”和“制夷”,是不是天朝帝国主义的话语?也许有人会说,天朝上国,难道不是从祖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如果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代表了祖国的意志,难道它还不可取?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可取!


如果天朝帝国主义可取,那么“反封建”就成了问题,如果“反封建”都成了问题,那还谈什么中国近代史!通常所谓“反帝”,单指反对列强帝国主义,可我们发现,“反帝”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反对天朝帝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其实是一回事,从根本上来说,都要反王权主义。


中国的王权主义,对内搞君主专制主义,对外搞天朝帝国主义,搞得内忧外患不断。内忧,来自人民起义,面对专制,“革命”才是硬道理;外患,是异族入侵,那是天朝帝国主义招来的。对于王朝中国,如果仅从“反封建”一面来看,而忽略了还有“反帝”那一面,有时就难免会陷入片面。稍一疏忽,就会将捍卫天朝帝国主义,当做捍卫国家主权;将认同天朝帝国主义,当做爱国主义来看;将天朝帝国主义的忠臣,当做民族英雄来宣传。眼下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就多有这方面的缺憾。


帝国主义,诚如列宁所言,乃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但它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同样也可以说是封建主义的高级阶段。到了十九世纪,这两大帝国主义,或上升,或衰落,上升的西方列强,给了衰落的天朝帝国主义致命一击,以此吹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序曲。天朝崩溃了,有人惋惜,哀叹不已;有人奋起,誓死捍卫之;也有人反思,捕捉了历史的新契机。林则徐乃奋起之尤,而徐继则率先反思。


在《瀛环志略》里,没有嘹亮的军歌和抗战的口号传世,没有悲壮而忧愤的天朝英雄主义的展示,徐氏领着我们游历瀛环,进入新的地缘政治。在地缘政治的世界——瀛环里,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也不再以天朝自居,而是居“四土”之一土,为各国之一国。尽管他以充满激情的口吻,赞美中国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但他还是为中国划分了边界,使“中国”的地缘属性变得清晰起来,使天下观的“王土中国”转变为地缘化的“主权中国”,其中“主权”范围有多大?


我们先来看西北,“葱岭之东,外兴安岭之南,五印度之北,一切蒙回各部,皆我国家侯尉所治”;再来看东北,“朝鲜虽斗入东海,亦无异亲藩,胥神州之扶翊”,这些都属于“主权中国”。由此,再往东往北,为俄罗斯所环绕;再往东往南,入海,而有日本列岛环峙于东瀛一隅。还有西南毗邻诸国,原来也列于天朝藩篱,不算“域外”,展示天朝帝国主义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还将它们划在大一统范围内。然而,在徐继的新思维里,它们却不得不作为“域外”之“南洋滨海各国”出现了。


徐继在《瀛环志略》里,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列于亚细亚之首,是出于他的好友著名地理学家张穆的建议,这在体例上虽然不伦不类,但在名分上却保留了尊王大义,把天下观的尾巴带到世界观里来了,使皇朝舆地出现在世界地理中,依然被端拱。但“中国”之于瀛环,已非居天下之中、八方来朝的王权中国,而是据亚细亚东南、为亚细亚最大之主权中国。徐氏已知,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是以“地理为经,历史为纬”来确立其主权范围的,而非据一国的政治理想和文化抱负来说的。


在天下观里,王权有着无限抱负,与之相应的中国,也就王土无边了。正所谓王道荡荡,没有边疆,道之所在,即为国界。因此,以王权行王道,建立大一统国家,便是最高理想。这样的理想,只知有王权,而不知有国权,只知有王朝国家,而不知有民族国家,当然也就不知国家主权为何物了。没有材料表明,徐氏了解并研究过国际法,但《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各国的叙述,其所言有据,分寸得体,似与国际法相吻合,以至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里“王土、王臣”那一套,几乎就被他省略了。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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