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奕劻父子见祸事临头，惊慌失措，连忙向袁世凯求援。载振甚至抵津问计，袁世凯思忖再三说：“唯今之计，一定要令杨翠喜出京，否则我也没办法。”载振追问何以故？袁世凯说：“令其出京，暂避他人耳目，等朝廷派人查办时，已无确实证据，且无论派何人查办，到天津必先见我，我从中调停，一定可以避重就轻。”载振点头而去。袁世凯马上召心腹杨以德，令其一昼夜间携杨翠喜来津。杨以德素有干才，至京后，以骡车挟翠喜出城，是夜行百里，至黄村，乘次日京奉车至天津。袁世凯又使人威胁利诱天津富商王益孙，令其自认买杨翠喜为使女。此外，袁世凯又嘱商会会长王竹林，要他断不可承认与段芝贵有金钱往来。在查访大员尚未出京之时，袁世凯早已一切安排妥当了。

 

　　载澧与孙家鼐奉旨后，也不敢得罪庆亲王，决计敷衍了结，免树政敌。他们并没有亲力亲为，又派了恩志、润昌二员往天津查访。恩志等二人到津后，传杨翠喜到案，杨翠喜说她早在今年三月已为王益孙买为使女，有身契可证，而王益孙亦是如此说的，口供相符。而王竹林则根本不承认有借钱给段芝贵之事，如此一来赃证俱销，载澧与孙家鼐以“杨翠喜案”虽有风闻，查无实据覆奏。四月五日，颁下上谕，以御史赵启霖“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查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但慈禧也看出段芝贵只是一个未补道缺的候补人员，没有任何特殊功绩，忽然赏给布政使衔署理巡抚，其中大有蹊跷，不待明言，于是下诏撤销段芝贵的任命。

 

　　“杨翠喜案”再起波澜

 

　　段芝贵买官之事本属实事，只因袁世凯之巧于弥缝，而奉旨查覆之醇王、孙家鼐二人又复颟顸瞻顾，苟且了事，所以赵启霖最后反得到一个“污蔑亲藩”的罪名，被革掉御史。

 

　　上谕发布后，朝廷舆论再次大哗。都御史陆宝忠、御史赵炳霖先后上奏，为赵启霖申辩。全体御史连日开会，策划联名上奏，为赵启霖辩白。风波之大，前所未有。其中铁面御史江春霖更上了一道奏折，就载澧、孙家鼐之“彻查”疑窦及供词之支离恍惚，指出其中有六点可疑：“买献歌妓之说起于天津报纸，王益孙是天津富商，杨翠喜是天津名妓，如果是二月初即买为使女，如此大事，近在咫尺的天津报馆何至于误登？这是疑点一。天津购买使女的身价，只有数十金，至百金已极少见，而王益孙用三千五百圆买一使女，比常价高出几十倍，愚不至此，不合情理，可疑者二。杨翠喜乃天津当红名妓，正在走红赚大钱，如何肯屈身当使女？可疑者三。据王益孙称，他购买的杨翠喜只是普通人家的养女，而杨翠喜则自称在天仙茶园唱戏，二人供词互相矛盾，不知信谁，可疑者四。名妓杨翠喜脂粉不去手，罗绮不去身，根本不适合做家事，可是王益孙却称将其买回家服役，不知所役何事？可疑者五。坐中有妓，心中无妓，这等境界岂是一个盐商富豪能够达到的？而曰买为使女，人可欺

 

　　尽管有袁世凯的巧为弥缝及载、孙二人的掩护开脱，但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奕劻还是引咎自责，保证今后更要谨慎从事；而载振则奏请开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及各项差使，并云：“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唯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此后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如此一来，历时十天的大参案方告一段落。但奕劻与袁世凯则从赵启霖的参劾中体会到政敌的攻击力量。朝廷内部“袁党”、“瞿党”两大敌对集团，至此更形同水火，也导致“丁未政潮”的引爆。

 

　　当时有人这样评论说：“以翠喜一身，时而台榭，时而官府，时而姬，时而伶，时而妾，时而婢，极却曲迷离之况……以一女优，而于一代兴亡史上居然占有位置，而牵动一时之政局者，当数杨翠喜矣。”“丁未政潮”让杨翠喜迅速名闻全国。邓之诚先生在《书杨翠喜案》一文中也说：“杨翠喜寻常里巷中人，非有倾国之貌；因缘时会，亦得挂弹章，腾万口。衰世乏才，乘时擅权者，率不能高于此辈，良可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