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教授和方光华教授认为：20世纪初，中国人文精神的灵魂不是西方个人理性的高扬，而是对于国家民族独立解放的热烈追求，这里便显示出近代东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这恰恰是了解中国近代文化的基点。问题是我们不仅要总结出这一点，而且还需要深入讨论，中国的人文精神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课题了吗？东西方人文精神已经没有发展与后发展的差异了吗？中国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矛盾与西方不同，现代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自然会走不同的发展曲线。但非个人理性的高扬，并不说明文化的先进性，处理国际关系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发展的现代人文精神也不是完全同一的一回事。李泽厚先生的观点，是救亡压倒启蒙，个人理性的启蒙任务不仅没有完成，而且被救亡阻断了。可惜，张、方两先生没有申述他们对李泽厚观点的见解。

从中国社会的整体来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接受的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观念，从内涵到程度都是一个问号。在辛亥革命时期，只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初始阶段，很难对顽固的旧思想以猛烈的冲击。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回到陈独秀的判断，即辛亥革命时期，有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但还是很小一点点而已，很难摧毁旧的思想营垒，很难承担起国民革命的任务。就是陈独秀，我们不是以他的思想，而是以他的行为方式，来衡量他的思想，他的解放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正如张、方两先生所说，中国并没有陈独秀曾经期望过的个人理性的高扬。我们不能以一个旧王朝在解体过程中，给思想解放一个活跃的空间，来衡量思想解放的效果。至于民族独立解放的问题，应该是和思想解放的问题，也就是现代人文精神的发扬问题，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其实，辛亥革命时期，正是救亡激发了启蒙，没有救亡，中国的士大夫还沉醉在三代之治的梦想和空谈之中。而如果没有起码的启蒙，救国救国，只是一个传统的夷夏之防的旧思想，而没有新的文化内涵，既不可能有辛亥革命，也不可能有1927年的革命，更不可能有今天。我们不应该只根据一种价值观去衡量思想解放的程度，也不应该要求社会的直线发展。

我们应该弄明白，中国有着自己强劲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可能按照扫四旧的愿望那样被扫掉。这个传统为了适应新时代，在前进过程中会被改造，但也许是带有自发性的改造，我们现在的研究还不能理解透彻。我们也应该弄明白，我们必须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化，而且必须能够嫁接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之上，而不是一个教条，只是停留在理想和梦想的阶段。梁启超早就说过：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许多学者的文章，不过是在重复梁启超的思路，所以，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和理想，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人的善良愿望，希望对未来世界承担责任。我们也应该弄明白，思想和文化，不仅是文化人的思想和文化，而且是中国4亿13亿人的思想和文化。少数先进分子观念的更新，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要4亿13亿人口的思想和文化更新，就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西方的思想解放过程，是在社会生活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是先进分子从西方引进的，因此，和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差距，许多思想只是文化人的教条。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在思想解放过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不应该只注意文化人的问题，而更应该重视群众的问题，承认群众观念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就不会有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辛亥革命之后，抗租斗争，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群众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启蒙运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矛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提。而正是抗日战争的救亡，促使了群众的大规模启蒙。即使这个启蒙不符合我们的理想，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在进步。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中国社会启蒙程度的有限性，如果按照理想的标准，走的是一条曲线，而不是一条直线。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这个曲折过程清晰而科学地叙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