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谢晋

时间:2011-12-28 17:39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李行 石川 钱亦蕉 点击: 载入中...
    其实我们对中国电影都有一种使命感,虽说我们年纪大了,还想再做。
    
    去年的金秋十月,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港台影展”单元中,特设了台湾著名导演李行的个人影展。那一次,老友谢晋特来捧场,两人交谈甚欢,情真意切。没想到一年后的今天,谢晋导演已然仙去,得到相知的老友去世的消息,李行老泪纵横,并且表示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

    在李行的心目中,彼岸的“电影教父”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且听李行谈谢晋。

    初识谢晋

    1988年,白景瑞导演到大陆来拍片,在长春拍一个清宫戏《嫁到宫里的男人》。他有机会在北京见到了谢导,然后跟谢导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白景瑞回到台湾就跟我说,李行,我在大陆碰到一个导演,是一个第三代的导演,谢晋,你听过他的名字吗?我说我听过,我看过他的电影《牧马人》。他说,我看到他以后,他讲话大嗓门,大口喝酒,跟你太像了,连在片场骂人的样子都跟你很像啊。我告诉他,一定要把你们俩弄在一起。大陆的谢晋,台湾的李行,你们两个摆在一起的话,太相像了。我说,会有那么像吗?

    我那时候跟香港的吴思远导演在推动一个工作,就是希望把两岸三地的导演聚在一起,他是香港导演会的会长,我是台湾电影导演会的会长。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在1992年的1月10日就成行了。第一次会首先在香港举行,我带了一个团十几个台湾导演到香港,大陆是由谢铁骊导演带团,谢晋导演也在这个团里,那就是我第一次跟谢导见面。虽然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但是就好像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没见面,一见如故。我们在那里大概聚会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一起谈电影,一起开会,一起吃饭,非常地接近。我就告诉他,白景瑞说你的个性很像我,我也很像你,脾气很冲。后来他就讲,你现在不能喝酒?我说,我已经戒酒,因为医生告诉我,你再喝酒就没命了,要命就不要喝酒。但是我看到你了以后,我虽然不能喝,我还是陪你喝一点儿。他说,那就不像我了,我这喝酒哪里喝一点哦。所以我对谢导的印象就是他喝酒很厉害。

    在那次三地导演会上,谢导提出来说,我们应该来共同拍一部电影“母亲”,写自己心目中的妈妈。台湾拍一段母亲,香港也找一位导演来拍母亲,大陆他要自己来拍。但是后来这个合作大家谈了很久,推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成功。

    我也曾跟谢晋导演谈到,虽然两岸三地的导演,在一起想做一件事情,用那么久的时间都做不成,但是我们举办了这九届聚会,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这中间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大家借这个机会,能互相认识,彼此交往,而且也增加了交流,最后也促成了我们大家的一种融合的合作,我想这也是大家一直很期待的。

    谢导赴台

    我是1990年第一次受到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邀请,带了6个导演一起到大陆来访问。我一直强调两岸电影要交流,交流不是单向的,应该是双向的交流。所以我就立志来推动,希望能让大陆电影界的朋友也组团到台湾来。

    那时候我在主持台北的金马奖,我想邀请大陆组团到台湾来,但是那时还没有完全开放,大陆的影片到台湾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想把几部电影带到金马奖来放。我还记得,谢导的《芙蓉镇》,是大家所期待一定要来的,因此就希望谢导带团,组成一个10个人的团到台湾来参加金马奖。但是后来台湾方面觉得这个片子还没到开放的时候,我们也争取过,说只是观摩,并不是正式的放映,可是没成功。

    后来我跟大陆方面交涉,片子不来,人能否来?一开始他们说不行。后来,他们同意在金马奖颁奖之后再来。结果,谢导就带了10个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有王铁成,有黄健中,还有已经去世的黄健中《过年》中的女主角赵丽蓉。我想这个这是一个突破。

    他们下飞机,我到机场接他们,10天的行程,还在台湾过了圣诞节,我全程接待他,一步都没离开过他。所以就有10天和谢导接触的机会,我不能喝酒也喝了一点酒,更增加彼此的认识。最重要的还有,我完成了谢导他们一个愿望——看望张学良先生。那时张学良对外根本不接触,我经过很困难的安排,才让他们跟张学良见了面,每个人和张学良先生单独拍了张照片,很珍贵。

    其间,我陪他们到了台中。我为那里的台湾电影文化公司导过一部戏《唐山过台湾》,电影公司就准备放这部片子给他们看。看完了,谢导站起来,鼓掌,大嗓门,说,李行,这个戏拍得好极了。又说,这简直不像他拍的,这像我拍的,把导演的字幕换成谢晋,这就是我的作品。那我想了一想,说,你的《芙蓉镇》,你有那种生活的体验,所以你拍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你那个片子,你拍片的风格,如果把你导演的字幕换成我李行,我觉得也很像。两个人因为这,非常投机,也增加了彼此的认识与了解。

    莫逆之交

    为什么我们两人会那么相像?我是1930年生的,属马,谢导大我七岁,他是属猪的。我们生长的背景,家庭的背景,学习受教育的背景,后来我们工作的环境,都是非常相似的。他是生长在上虞,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我自己也来自那样传统的一个家庭。我从出生,一直到台湾,中间经过抗日战争,我们兄弟四个人,都是跟父母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逢年过节,要给父母磕头的,要祭祖的……都受到中国传统的这种伦理的影响,两个人生长的家庭背景非常接近。

    受教育,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读的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我大学一年级在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现在已经并到苏州大学去了。我在社教学院艺术教育系读的是戏剧,所以我也接受过戏剧的养成教育、基础教育,他在剧专读的也是戏剧的基础的养成教育。后来我们也都在舞台上演出过舞台剧。那个时候他在剧专的那些老师不得了,都是第一流的,洪深先生,曹禺先生。那么我在社教学院的老师稍微差一点儿,吴建设、李朴园、赵悦,但是我们接受的这种戏剧的专业的基础教育是一样的,毕业了以后在剧团。我后来到了台湾,就读的这个师范学院没有戏剧系,于是我就自己在学校的剧团又演又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成长过程,学习过程是一样的,演舞台剧,对舞台的训练的基础也非常扎实。

    后来进入电影这一行。我先开始做副导演,他也做副导演,然后自己再做导演。我们从家庭的,生活的,生长的,学习的,一直到自己进入到社会的工作环境,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一点可能直接造成我跟他在电影的风格上、处理的手法上,以及主题内涵上面都是一致的。但我觉得我跟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到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就跟我父亲母亲到了台湾,虽然开始生活很苦,但是整体比较安定。但是他后来在大陆经过了“文革”动乱,他自己也被整得很厉害,他的作品也被批判,他的这种经历是我欠缺的。所以在作品上如果说我跟他有什么差别的话,就是他对生活的那种阅历,在动荡的时代那种经历,是我没有的。

    我的作品比较少批判,谢导,因为他反映那个动荡的时代,会有他自己心里面想说的话,他就说出来。而且以他的个性呢,很直爽,他没有什么顾忌的。

    第1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苏州体育中心开幕,晚会上,我跟他坐在第一排,他坐在我的右手,我坐在他左边。我们两个人的耳朵都有一点不好,我是左边可以听得见,我的右边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他呢,他的右边耳朵可以听得见,他的左边耳朵听不见。结果他坐在我的右手,我跟他讲话,他左边耳朵听不见,那么我就跟他讲,我们换个位子。结果他就是没换,我们两个一直坐在那里,讲话……我讲东,他就说西,你看老天爷让我们晚年的时候连耳朵背都一样,不过方向不同,一个左一个右。所以我在想,我跟谢导真的是相似的地方很多,他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大哥。其实我们对中国电影都有一种使命感,虽说我们年纪大了,还想再做。

    戒酒戒烟

    我记得大概总有七八年了吧,谢导前列腺动手术,住医院很久,我的感觉好像很严重。其实我自己5年前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他比我更早,后来医生跟我讲,你不要紧张了,这个前列腺肥大,也是长寿病,是老年人常有的病。是前列腺肿瘤,前前后后过了6年,最终确定没有事情。

    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劝他,你出院了以后,酒少喝点啊。他说,怎么可以少喝点儿?我后来慢慢的也喝点儿,因为我的肝的情况也好了,医生说,你适量喝一点儿,没有关系。我碰到他的话,也会喝个一杯两杯。酒兴来了以后,我觉得大家更投机,大家的感情更接近。我说你前列腺动了手术以后,不戒酒就要戒烟,酒你戒不了,那就戒烟。而且医生跟我讲,对老年人来说酒少喝一点儿,烟最好不要抽。我就劝他。“那怎么可以?”他烟照抽酒照喝。

    那时,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讲,抽一点烟,喝一点酒,只要不过量,反而对他的健康好。有的人烟酒戒了以后,反而他的健康会受影响,所以我不劝谢导完全戒酒戒烟,只要他高兴,只要他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抽两口烟喝点儿酒,也没什么关系。不过我劝他要节制,少喝一点儿。可以喝,但是要有节制的这种能力,自己控制自己。但是说时容易,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

    我自己也是,我过去喝酒,喝开了以后,就没完没了。我就常常讲,我说我从来没有觉得酒好喝过,但是一杯下去以后,我可以十杯,可以二十杯。那你就少喝点儿,不行,一直喝,一直喝,每杯都要干,这个喝酒人喝开了都是这样子,我想每个喝酒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决断和固执

    我要打电话过去,我宁愿找他助手听电话,因为他耳朵不好,你跟他讲不清。我跟他说,谢导,我有个什么什么事情。他就,哎,我告诉你啊,我昨天碰到谁了。我说东他说西,永远到不了头。他这个毛病,跟我有时候也一样,不大听别人讲,老是自己讲,这也是我们老一代最大的缺点,没有耐性去听别人讲话。

    你一定要有耐性去听别人的话,然后你再来回味自己。这老一代一般都自以为是,我的生活阅历,我对这个专业的经验,还不如你们?其实,你听听小萝卜头的话,要有耐性去听听他们的话,说不定对我们有帮助。所以我现在再写剧本的话,我不找原来合作的那些老一代,我找些年轻人来做,而且我让他先写,我把我的意见给他,说不定他的想法我都没想到呢,这样多好。如果能有机会,让我们老一代养成一个能够有耐性听别人讲话的习惯,说不定我们再创作的东西会有一点儿新的面貌。要不然你老是老一套,谁看你。哦,李行老是那一套,说教,煽情!

    老年人有时候很固执、很顽固的。再加上耳朵背,别人讲话也不听,就会造成别人的误会,怎么你们老一代人自说自话,讲些老生常谈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说不定我们再创作的东西会有点新貌。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好的艺术家也要有自己的决断力。谢导他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主见蛮深的。我想一个创作者来讲,不管年纪大了也好,别人的意见都可以说,但是听不听由我来做决定。我想,如果一个艺术家,自己没有这种决断,这种坚持,也不能做一个创作家。

    永不停歇

    谢导那种冲劲,那种不服老,自己一直想创作的精神,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他大我七岁,他比我的冲劲还足,他是我的榜样,年轻一代应该拿我们来做榜样,就是我们对电影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

    你看他拍《鸦片战争》,他宣布说,1997马上要来了,香港要回归,我要拍个《鸦片战争》。结果他果然做到了。他还到香港找了许鞍华,台湾找了一个我,我还跑到横店去了,他说你一定要拍一个镜头,所以那里面还有一个镜头是我拍的。

    但是,那天在金鸡百花开幕式,我还是给他一个建议,一个忠告,到底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有时候体力不能跟年轻人去拼,你斗志可以有,你的创意可以有,你想不断再做下去,这种想法你可以有,但是还是有些东西你跟年轻人到底是没办法比的,所以我觉得他不妨稍微退到第二线,能够让别人去做,他来监督着别人做的话,可能对他的健康、对他创作的生命的延续,会更久更长。

    现在没有任何行业比电影这个行业现实,毕竟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毕竟这是年轻人的时代。我们这些资深的老一代人,人家现在投资拍电影的人,你老年人去给他谈的话,不会吻合他的想法、做法。你又是前辈,他又不敢不尊敬你,那他不投资你可以吧?所以常常我们把一个题材丢出来,最后不能获得投资,对此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挫折感。星海浮沉,我这五十几年来,经历过这些事,我想谢导也经历过,当你卖钱的时候,那个老板对你是一个嘴脸;当你不卖钱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嘴脸。我看老板不同的脸色,看得很多。毕竟是杀头的生意可以做,赔本的生意不能做。你赔多了以后,他就不愿意投资你了。

    我也听到谢导曾经说要计划拍这个拍那个,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都会有一点儿落空。我碰到这种事情也多得不得了,内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儿挫折,但这也毕竟是我们要面对的。

    假设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合作一起拍一部电影,我想还是那个题材——母亲。亲情是亘古不变的,亲情是无价的付出,而且也是最感动人的。假如我们两人一起拍一部《母亲》的话,我觉得说不定还是蛮感动人的。

    
                                              摘自《新民周刊》2008/43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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