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复旦大学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夏历己卯三月二十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于右任自幼家境贫寒，三岁丧母，父游异域，只得寄居伯母房氏家。青年时代，家乡蝗旱并至，艰苦备尝，种种磨难锤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后“年齿渐长，阅事渐多”，不乏愤世嫉俗之慨。尤其是1894年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愫，促使他拿起笔来，吟咏诗篇，吊古评今，抨击时政，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抱负。诸如“一针不及创，一割不知痛”，“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等等，每诗一出，乡人争相传颂，并于1902年集印成册，为《半哭半笑楼诗草》。
　　如此讥讽朝政，叛逆反清之作，清廷决不容得。当时，三原县令德锐密报陕甘总督升允，指于为“革命党”，并由清政府下谕“严令通缉”，有“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语，幸得邑人李雨田专差送信救助，使于右任转徙武汉，沿江东下，亡命上海，时年26。
　　
　　创办复旦公学
　　
　　1904年春，于右任惊魂未定，潜行到沪，正举目无亲间，适遇任侠好义的陕西泾阳同乡吴仲琪，又通过吴结识革命党人雷祝三。雷便把于右任来沪的情形转告马相伯。马相伯时任震旦学院监院(校长)，其时早从阅报中得知于右任流亡之事。虑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人的前途，深表同情，由是于1904年6月召于右任入震旦学院就读。于右任随即化名“刘学裕”，取谐音“流亡学生于”之意。
　　马相伯生于1840年，是一位“笃志殚精，忘其暮齿”古道热肠的教育家。1900年在“育才乃强国之道”思想的指引下，将位于青浦、松江的良田3000亩，无偿捐献给耶稣会，以资助优秀青年就学。
　　1903年3月1日，在马相伯矢志努力下，震旦学院正式成立。“震旦”二字系梵文“中国”之称谓，并具“东方旦明”之义。
　　于右任在震旦学院进修期间，对学院有极好的印象，他为其总括了四大优点：一日尚自治，二日导门径，三日重演讲，四日习兵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育人有方、独具特色的私立大学。
　　然而，不成想在1905年3月7日，学院沉浮激变。适值新学期伊始，外籍教师仰仗耶稣教会，制造事端，强令取消英语课，改习法文，并谎称马相伯“体有微恙”，强送医院，由耶稣会南从周总揽学院决策权。在此情况下，于右任挺身而出，与同学邵力子、叶仲裕、沈步洲等7人组成干事会，当众揭露教会夺权的阴谋，进而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退学一途。于是，凡赞成退学者签名于一纸，不赞成者另签一纸。结果赞成者130人，不赞成者仅2人。于右任率领同学们毅然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愤而离校。
　　于右任与叶仲裕原拟出国学习，但觉复校兴学事迫在眉睫，怎能离开，故宁肯牺牲负笈国外之时机。其问，有一人名沈卫，又谓沈淇泉，原为山西提学使，此时适好在沪，于右任热情相邀，请他参与复校事。如是，于右任协助马相伯组建了包括严复在内的由28人组成的校董会，共同募集建校资金。
　　1905年仲秋时节，他们征得两江总督周馥的批准，拨款一万两作为新校开办费，并指借吴淞提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校名事，鉴于南从周者流已盗用“震旦”之名登报招生，乃由于右任提议，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撷取“复旦”二字命名，为“复旦公学”，示意不忘“震旦”之旧，更含恢复中华之意。是年中秋节，复旦公学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于右任则出任马先生的书记(秘书)并兼授国文课。
　　
　　上书孙大总统
　　
　　1911年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迅速波及淞沪，复旦公学在吴淞的校舍被李燮和部作司令部据用。复旦无奈只得暂迁无锡惠山李汉章公祠上课。然而，不久无锡即告光复，江苏宣告拥护革命，一时校舍被军队占用，经费亦无着落，学生们只好四散。
　　翌年民国伊始，于右任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因总长汤寿潜未行赴任，右任代理部务。此时，于右任念念不忘复旦恢复旧观之事，于是邀集复旦校友胡敦复等42人，联名上书临时政府教育部，恭请临时政府帮助复旦复校之事。此呈文的题目是《于右任等呈孙中山恳拨经费复办复旦公学文(一九一二年三月)》。呈文先行叙述了“复旦公学，开办七载，成绩昭著，海内景从”的事实，然后说明“(校舍)光复军队借作机关部，青年三百，一时星散，官费旋亦中止，遂至停办”的现状，进而提出两点要求，其一是“咨请江苏都督，指拨图书公司或李公祠改作黉舍”，其二是“仰恳大总统酌拨经费若干，以资开办”等语。
　　呈文上递，可谓立竿见影。孙中山先生责成教育总长蔡元培督办。蔡当即在“呈条”上批示：“准予立案，校舍一切，如呈办理”，而临时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决定拨款一万元作为复旦复校的经费。
　　教育部批文，同意将李公祠房舍借作复旦校舍，责令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承办，庄将此事下达至上海县民政长吴馨具体落案。吴旋即将屋舍查明，告日：“李公祠屋宇较多，可敷复旦校舍之用”。尽管如此，当时革命军里黄郛所部有一营士兵驻扎其间，于是，由于右任多方奔走，几处说项，黄郛部终于在1912年夏撤出李公祠，校舍随之落定。
　　遂后，于右任、马相伯、邵力子、胡敦复等七人共同发起，筹组校董会，并骋请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等为校董。至此，复校筹措事宜均已就绪。
　　1912年9月，在于右任始终不懈的努力下，离散经年的复旦师生得以复校。复旦公学重又焕发生机。
　　
　　“国立复旦大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濒临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甚一日，“沪上诸校，骚动不安，尤以复旦为烈”。复旦师生基于爱国义愤，率先五次赴南京政府请愿。国民政府消极抗战，讳莫如深，对复旦师生采取对策——拟将复旦迁至无锡——宜兴公路之间的大雷嘴空旷地带，使复旦远离上海，以便分而治之，便于控制，只是由于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及实行。
　　1937年“七七”抗战启始，复旦先迁至庐山，后芜湖失守，九江告急，复旦只得内迁重庆。
　　复旦迁至四川后，经费陷入极其困窘的境地。因学生大部来自沦陷区，不啻无力缴纳学费，反而需要学校进行救济，这使学校力不能支。当此时，国民政府又拟将复旦与江苏医学院合并，改为国立，更名为“江苏大学”，无形中将“复旦”消弭其中。消息一经传出，复旦师生一致反对，认为“复旦”历史悠久，具有革命传统，坚决要求保留“复旦”校名。于右任当时任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系政府中官位最高的校友，他全力支持复旦师生的要求。于是站在复旦校董一边，面对当局，游说奔走，频繁活动。
　　1941年9月17日，于右任在重庆嘉陵宾馆，亲自主持在渝复旦校董会议，具体商定了复旦改为国立的条件和保留校名问题，校董同仁一致表示赞同。
　　10月，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开会，蒋介石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副职。行政院一般例会，均由孔主持，蒋绝少出席。这天因议程重要，蒋躬自主持会议，并邀诸院院长参加，于右任在座。当原定议程进行完毕时，蒋按照惯例问一句“大家还有什么事?”若无人吭声，即告散会。当时蒋话音刚落，于右任即欠身发言：“复旦大学拟改国立一事，早有报告送陈(立夫)部长，现在是否讨论一下?”蒋猝不及防，只得随口说：“可以。”于是令陈立夫将复旦的报告简述一遍。蒋环视会场：“你们有何意见?”众人因无思想准备，即使有异议，亦不宜在蒋面前唐突而言，再则若持别论，于右任肯定不悦，故而全场一时沉寂，哑然无语。蒋见无人发话，便就势说：“大家没有意见，就算通过!”
　　这样，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并保留校名一事，得以顺利通过而定案。1941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及教育部长陈立夫联名发布命令：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于右任高兴地泼墨手书“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悬于重庆北碚该校门楣。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校牌依然是于右任手书。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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