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敦煌百年之恨

时间:2016-11-04 08:01来源:大西北网-科技鑫报 作者:徐兆寿 点击: 载入中...

 

    徐兆寿,现为西北师大传媒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从事现当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影视文化研究与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非常日记》、《生于1980》、《非常情爱》、《幻爱》、《生死相许》、《伟大的生活》、《荒原问道》等7部长篇小说,《麦穗之歌》、《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等2部诗集,《我的文学观》、《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等6部学术着作。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等十多项奖励。


    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书生来到敦煌。那时,连敦煌艺术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也已架鹤西去。三危山上的佛光再也没有向世人启示。


    这个书生早已从史书上读了很多关于敦煌的故事,并接过了先辈们的伤心与悲愤,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门前。他似乎提前准备好了愤怒。


    他是冲着王道士来的。他见过王道士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说:“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虚构了一个个王道士把敦煌文物贱卖给西方的历史细节,“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由那些细节,一个卖国贼,一个叛道者,一个千古罪人的形象就此树立起来。


    这个书生就是余秋雨。他的文化苦旅就是从敦煌开始的。他把自1900年以来的尤其是1930年陈寅恪先生“伤心”以来的愤怒,像秋雨一样泼在了这个渺小的道士身上。由于他的传播,早在1931年就埋骨于此的王道士从阴冷的地底下被挖了出来,遭到众人的唾弃。凌乱了的不仅仅是王道士的阴魂,还有那个阴冷的时代。


    这也许应了佛家的因果之法。有那样的因才致这样的果。


    但到底如何来看待这个道士的“发现”与“罪行”呢?这成了100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此前已经述及,当欧洲人完成了地理大发现之后,他们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武装。于是,他们不断地寻找自己的殖民地。这是史前从伊朗高原上下来的雅利安等民族对欧亚地区大侵略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大侵略。雅利安等民族代表的游牧文明,对印度、希腊、美索不达米亚的农耕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完成了那些地区的文化转型。中国也一样,来自北方的游牧文明在黄帝的带领下对黄河流域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文明进行了统一,完成了中国的图腾创世。然后在轴心时期他们共同完成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盛景的创造。从那以后,尽管人类历史上战争不断,然而,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它们都不过是神学文化的延续。亚历山大如是,成吉思汗亦如是。但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在地理大发现时所进行的侵略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最大规模的侵略。他们所到之处,原有的文化荡然无存--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一一消失--顺手,他们把上帝的十字架插在了这些文明的坟莹上。最后,他们一手握着十字架,一手举着枪炮来到世界最后一块大陆--中国。但是,真正来到中国的是并非这些十字架,而是关于人学的文明。


    那个时候,欧洲正发生着文化上的巨变。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文精神、科学观念摇撼着神学的大厦。上帝的十字架摇晃着。一个大写的“人”字不断地上升,人学体系露出雏形。及至19世纪,人学观念基本确立,神学思想遭到灭顶之灾。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其依赖的哲学不再是《圣经》,而是与《圣经》相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1859年11月24日,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宣告了神创世界观念的破产。1872年,有一个叫尼采的青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专着《悲剧的诞生》,在这部着作中,他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宣言:“上帝死了。”欧洲世界由此发生了自历史以来最大的文化突变。虽然这些观念都是在1918年新文化运动中才洪水般袭来,但之前列强的侵略与基督徒的传道为其打开了方便之门。


    1873年前后,当李鸿章与日本、英国、秘鲁等国不断地签订“和平”协议时,就已经预言中国正处于“三千年一大变局”.他指的当然不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变局,而是中国文化的变局。到王国维和陈寅恪时,他们遭遇世变,终于感到,这并非一变局,而是一“巨劫”.在陈寅恪看来,这是中国文化三纲五常撑起的中华文化大厦的倾倒。


    大厦将倾,独夫奈何!李鸿章无奈,康梁无奈,就连光绪皇帝也无奈。1900年,颐和园这一代表着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国文化的标识被八国联军一夜间焚烧了。王国维不堪大厦之倾,也纵身跳进了这一火海。紧接着,斯坦因、伯希和等所谓的文化使者随着列强的脚步,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指南针,来到了另一个代表中国民间信仰和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文化标识--敦煌莫高窟的门前。


    夜幕降临,古老的敦煌显示出颓唐、疲惫与无奈的神情。她衣裳褴褛,蓬头垢面,流浪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只有一个道士在虚空里发下誓愿,成了这里的守门人。释迦佛曾预言,佛法生于印度,但在500年之后将在中土兴盛。为了这个预言,达摩禅师徒步来到中土,传播佛法。佛教终在汉魏扎根于中土,在隋唐臻于全盛,八宗竞秀,高僧如云,寺院如林。用了将近一千年。杜牧曾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末以来,佛教向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层渗透,促成了宋明新儒学和宋元新道教的孕生,佛教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可分割。在中国民间,佛教起着安定民心的巨大作用。佛教认可儒道两家所信奉的封建王朝。老百姓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祠堂,在那里供奉着自己的祖先。但是,在大街上或村头附近,一定要立一座寺庙,以保佑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微风吹来,寺庙里传来一声声空灵的钟声。那是人们心灵的福音。钟声在虚空里向四处荡漾,所抚之处,伤痛愈合,仇恨被除,祥和即在。就连皇宫里,吃斋念佛也成了一个日常的细节。


    在佛教的历史上,印度佛教曾遭到伊斯兰教的大加攻伐,佛塔被毁,信仰转向。如今,手拿十字架的基督教徒们又来了中国西部的佛国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说,斯坦因、伯希和等就不仅仅是侵略,而是发动着一场关于信仰的战争。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道士王圆箓成为一个佛门的罪人。他没能守住那些信仰者的经卷。


    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墙倒众人推。敦煌这座文化的灯塔不是王圆箓一个人能推倒的。


    当王圆箓将两卷经文送给敦煌县令严泽时,他希望这个县令能出资保护这些经文并同时修缮莫高窟。严泽看了看这些发黄的文书冷笑了两声,便将这个破落的道士赶出了衙门。


    两年后,当王圆箓得知新知县汪宗翰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有研究时,便又一次向这位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汇报了藏经洞的情况。这位饱学之士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看好藏经洞。


    王圆箓不死心,他总觉得这些东西能给他和莫高窟带来财富,使莫高窟恢复往日的辉煌。于是,他又带着两箱经卷,奔赴几百里外的肃州。但是,当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翻了翻这些经卷上的文字,笑道:这有什么稀奇的?这经卷上的字比起我的还差一截呢。


    从虚空里伸出来一只只手,将斯人一次次推远。在黄沙吹拂的广袤西部,斯人一次次靠在古道上,伤心了。


    忽然的一天,汪知县到来。王圆箓喜出望外。王知县说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对藏经洞颇感兴趣,便索了几件经卷而去。也许是叶昌炽的努力下,1904年,甘肃省府下令对敦煌经卷就地保存,但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最后,据说这位道士给远在北京的老佛爷写了信。也没有回音。


    如果这些历史的细节确凿无疑,那么,王圆箓对这些经卷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来反驳那个将满腔愤怒都泼给王道士的书生余秋雨,我们也就有理由将所有的历史罪责推给那些目睹了经卷却又不识经卷的知县、道台,推给那些旧知识分子。我们就可以放了王圆箓。


    大厦将倾,斯人何为?


    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悠然产生:是什么原因使王道士对外国人斯坦因产生了信任并将大批文物卖给了他?


    不难发现。当书生余秋雨谴责王道士之时,已经预设了几个前提。一是莫高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上的珠穆朗玛峰,二是王道士认识这些文物的价值,三是王道士乃一高僧大德,四是王道士当为其牺牲。


    如果我们要问,当这些前提都不存在时,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回答很简单,那恰恰是王道士的真实处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和那个书生重新走进历史的现场。


    现场一。当几任官吏看到这些经卷时,没有一个感到如获至宝,相反,他们嫌那些经卷的书法不好,毫无价值。要知道,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可算是当时甘肃最大的知识分子了。那就是说,在当时,这些经卷在知识分子看来,没什么价值可言,而在普通人眼里,一钱不值。反过来,我们就要问,既然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凭什么要让王道士认为那是国宝,必须要用生命去扞卫?


    现场二。那个时候,佛教仍然是河西走廊的主要信仰。三教合一使皇室、知识分子与民众都信仰佛教。凿窟修行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个人而言,抄经便成为最重要的修行方式之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佛教认为,抄经有五种功德:可以亲近如来,可以摄取福德,亦是赞法亦是修行,可以受天人等的供养,可以灭罪。弘一法师也曾说抄经十大利益。在《金刚经》《法华经》《药师经》,乃至《地藏经》《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中,都讲抄写佛经有极大的功德。所以,这也是敦煌莫高窟为何有那么多经卷的原因之一。


    清末之时,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抄经仍然是主要的敬佛方式。所以,那些官吏至少有一种认识,与其得到那些经卷,不如自己抄写佛经。如果都怀着这样的信念,那么,对于佛的信众而言,那些经卷毫无意义。那个时候,学术的大门并未洞开,陈寅恪所说的新材料也因此不可能被人发现。就王道士而言,他并非学者,他只是一个一心想将莫高窟发扬光大的修行者。在他的心里,他多想把那些经卷变成宝贝,以便卖得好价钱,好修缮洞窟。但没有几个人把它当宝贝,只有一些人将其当药引子来为人治病,因为那些写着经文的古纸也许能驱邪。除此之外,它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背景。那些经卷的价值与意义靠什么来显现的呢?是异质文化的对比、侵略以及学术的兴起。如果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盗取,在欧洲的展出与出版,以及这些异国学者将长期沉寂的中国西部历史放在世界史上进行发掘,这些经卷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所以,当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未来之前,莫高窟就是一座沉寂的没落之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许是那些经卷在等待这些外国学者的发现。不管他们是采取了怎样的偷盗行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是怀着对学术的无限崇敬、对文物的无限热爱而进行合法盗取的,他们至少不像颐和园里的那些联军,将瑰丽的文明毁之一炬。


    结果。当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与他谈起玄奘的信仰、精神,而不是谈书法艺术时,他就觉得斯坦因是一位懂得佛法的人。他似乎找到了同道中人。于是,1907年6月,当斯坦因把那些经卷当成宝贝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王圆箓是多么地高兴。他终于可以将其变成金钱了。所以,他与斯坦因谈价还价时便流露出“贪婪”(见斯坦因日记)的神情;所以,他兴奋地连续七天七夜把那些宝贝拿出来让斯坦因来挑;所以……


    所以,在金钱面前,他终于没有了定力,真的贪婪起来。他不再顾及政府的政令,而将这些文物贩卖给外国人。


    在斯坦因1914年3月27日致友人艾兰信中记录道:“王道士还照样快活、宽厚。他一点也不为在上次交易中表现的贪婪放肆害臊,现在只是后悔1907年因胆小未让我拿走全部藏经洞文物。1908年伯希和来访之后,所余写本全被北京派的人拿走,所给的补偿费,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见一文,全都进了官僚的腰包。”


    4月13日,斯坦因又在给友人艾兰的信中说:“当北京下令藏经洞写本东移之后,王道士真聪明,他竟隐藏了许多写本做为纪念品。我从这批窖藏物中又能获得满满四箱子写本,当然这需要多番谈判,但结果我成功了,尽管没有蒋(师爷)的帮助。”


    是金钱和贪婪最后将他推了一步,他终于真的成了罪人。千古罪人。王道士死后,不知谁为他刻下墓志:“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发现敦煌者,王道士也,然破坏敦煌者,依旧王道士也。


    六祖慧能说:“见性成佛。”而失性呢?


    此时,我们还要询问另一个人:斯坦因。


    这个匈牙利人,终身未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亚、西亚的考古。如果我们相信轮回,也相信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历史上横穿西亚、中亚,最后定居于欧洲的匈奴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猜想,冥冥中,在他的生命基因中,有对往昔历史的回视。这些感性的想象虽然不能成为历史证据,但是斯坦因命运的最好诠释。


    他理想中的生活是要在英国某个大学里教书、做学问,但命运使他不经意间阅读了亚历山大的历史、马可·波罗以及玄奘的传奇。他对东方产生了兴趣。从那以后,他的命运就不停地踏往东方。尽管他几次从印度回到英国,想在伦敦寻求教职,但都未遂。他只好回到东方。这使他有机会去考察中亚。而当他一经踏上中亚的腹地,便发现了一个世界的奇迹:敦煌。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发现敦煌莫高窟的人并非王圆箓,而是斯坦因,因为那时只有他才知道敦煌的价值。


    斯坦因的时期是继航海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另一个地理大发现时期,或者说是历史大发现时期。这也就是考古学的诞生。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约翰·斯蒂芬斯在洪都拉斯的热带丛林中发现了玛雅古文明遗址,从此人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还存在过这样一种文明。19世纪60年代,迈锡尼文明被发现,古希腊的历史得以确认。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八国联军的枪炮,一批学者进入中国,发现中国。1868年9月至1872年5月,德国人李希霍芬到中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4个省区),发现并命名了“丝绸之路”;1893--1907,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三次进入新疆考察,发现了着名的楼兰古城和许多古代遗迹;从1895年起,日本学者乌居龙藏、白鸟库吉、八庄三郎等调查和发掘了东北地区的许多遗址……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盗走大量文物。在斯坦因之后,法国学者桑志华于1920在甘肃庆阳附近的黄土层中发现了3件人工石制品,瑞典学者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基于1921年发掘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遗址,发现了北京猿人牙齿化石;安特生还一路发现并发掘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直到1922年,北大才成立考古研究室,中国人才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发现”.


    从这个时间表上来看,斯坦因对中国的“发现”是世界发现中国的一部分。斯坦因不去,伯希和将会把那些文物同样运送到欧洲。发现中国,是世界列强侵略中国后的必然命运。因此,敦煌的发现是这大命运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斯坦因就是这命运的使者。


    也许有人会说,学术要高于政治。比如,斯坦因对文物的热爱高于那些愚蠢的军事侵略者。但是,学术常常带有政治和信仰上的倾向,也就使学术总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比如,李希霍芬对中国的考察给德国侵略中国提供了地理上的战略参考,他曾为德国占领胶东半岛出谋划策。斯坦因对亚历山大的崇拜使他骨子里带有天然的文化侵略性,而他在将千佛洞里的壁画铲下来送往自己的祖国时,他就带有了强烈的掠夺性,尽管那时候人们可能还没有形成“文物不可移动”的信念。在这些大肆将中国的文物掠夺带回自己国家的行动中--尽管他们有清政府的公文,有合法的借口--他们暴露了与那些列强一样的狰狞面孔。然后,他们将那些掠夺的文物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中展出,并对着世界说:“看,这世界都在我的脚下。”“中国在我这里。”


    仍然是与王道士一样的贪婪,和上帝赋予他们骨子里的侵略性,使他们骄傲地做了一回强盗。今天,很多学人都对他们的治学态度给予高度评价,并在这种评价中失去了价值的立场。他们有他们的国家理念,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我们的国家情感?


    然而,在愤怒面前,我们依然要学会克制。因为在愤怒之上,在王道士的迷失与斯坦因的名利心之上,有更高的存在。那就是佛法。


    于是,我们不得不向更高的存在询求判断。也许,只有在那样的存在面前,我们才可以解脱,并得到正觉。


    佛说,贪、嗔、痴乃人生难以克服的三毒。在这三种毒素的影响下,人就会走向妄为。因此,人类必须要克服此三毒,方能获得正觉。


    电影《七宗罪》解读了天主教义中人类常常可能会犯的七种罪恶:贪婪、愤怒、好色、暴食、傲慢、妒嫉、懒惰。


    如此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人类的信仰中,有些信仰是一致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来评判东方的王道士与西方的斯坦因以及一百年来学术界的恩恩怨怨了。


    如前所述,王道士在一系列碰壁之后表现出来的“嗔”与在金钱面前显出的贪婪与执着,使他获了罪。有那样的因,也便使他在死后而不得安生,吃下被唾弃的恶果。而斯坦因在名利与文物的占有方面表现出一样的贪婪、傲慢以及执着。对东方文物的疯狂抢掠,其实也是暴食的另一种表现。在贪婪、执着、暴食中,他们失去了心性,偏离了正道。他由此获了罪。


    那么,国内学者由此而表现出的愤怒岂不又是中了毒?获了罪?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伤心难道要持续到2000年之后吗?中国道家云:福兮!祸兮!祸福相依。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来看敦煌这一巨劫之时,我们还会像陈寅恪先生那样“伤心”吗?


    从佛法传播的角度来看,敦煌壁画与唐经在欧洲的传播,岂不正是借着那样的劫而重生的吗?有人说,断臂的维纳斯才是最美的维纳斯,因为其残缺。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失盗的敦煌才是完美的敦煌,因为她是人类的敦煌。据《飞天》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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